三個月前，61歲的夏斌剛剛卸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一職。溫州金融改革從半年前的危機到目前的轉機，夏斌恰在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任職期間，對溫州金融改革試點醞釀有著第一手的考察與思考。

　　坊間傳言，包括夏斌在內的四位國務院參事通過實地調研，對溫州金融改革形成書面材料，四度上報國務院，兩度面見總理。

　　4月1日下午，夏斌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辦公室接受了《財經》的專訪。

　　夏斌對自己參與決策的過程避而不談，他反復強調，放眼全局，溫州金融改革的內容並不算“震撼”，其中的“個人境外投資試點”，尚處“研究”階段，“很快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也要搞個人境外投資了，這一次把它寫進溫州金融改革方案，好看而已”。

　　夏斌表示，一方面，近些年金融改革的滯後讓輿論對溫州金融試點期許很大；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依舊征途漫漫。

　　《財經》：人們認為溫州綜合金融試驗區的改革具有里程碑意義，你如何看？

　　夏斌：講中國金融改革，內容很廣泛。我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説，概括起來，就是抓六個字：企業、市場、調控。把銀行辦成真正的企業，是改革的關鍵，形成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是改革的最終目標，能否實現對金融市場的調控，是改革最後成敗的標誌。

　　1997年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正式提出金融改革方向包括三個方面，大意是：要建立一個能自負盈虧的“金融機構體系”，一個充滿活力的“金融市場體系”，一個有效的“調控監管體系”。也是從市場主體、市場、對市場的調控三個角度講。

　　具體展開説，內容太多了。如果講市場主體，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信託、金融租賃、農信社、小貸公司、村鎮銀行等，各自如何改革？如何定位？講市場本身，有産品的創新、市場的準入、價格的放開（利率市場化），有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貨幣市場等。講調控監管，有匯率問題、資本賬戶開放問題、貨幣政策問題，現在又有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離岸市場問題，有宏觀審慎監管問題、巴塞爾協議Ⅲ落實問題，還有“一行三會”的協調問題。總之，改革包括的內容是極其廣泛的。

　　這次溫州改革講了“十二項任務”，我認為主要是三方面的內容：一是關於民間資本問題。如何有限進入金融機構，如何把民間融資活動引入正常軌道。二是個人境外投資。三是研究確立地方政府對小型金融機構、地方民間金融活動的監管地位與監管責任。當然，現在具體的實施細則和措施還沒看到，但大致範圍就是這些。

　　如果把我以上三段話聯絡起來看溫州改革，第一，還談不上“綜合”改革，僅僅是限于三個方面的內容。

　　上世紀80年代，全國幾個城市展開金融改革試點之時，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曾任命我當溫州金融改革試點的聯絡員。那時，總行決定改革什麼內容，幾個試點城市都可以試，倒是有點“綜合”改革的味道。第二，也不必去討論是否有“里程碑意義”，把事情做好就行了。要説“里程碑事件”，我首先想到的卻是：1983年中央銀行宣告成立；90年代初滬深兩個交易所成立；1994年匯率並軌；本世紀初四大銀行改組、上市，等等。當然，這是仁者見仁。第三，不管怎麼説，溫州的改革方案，在面對當前金融改革滯後，金融發展遠不能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環境下，即使是在有限的方面能有所突破，對推動當今中國金融改革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財經》：資金定價的市場化是民間金融的生存法寶。在溫州此次改革中，並未寫入利率市場化試點。這是基於一種怎樣的決策考慮？

　　夏斌：我也注意到，溫州方案中並沒有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內容。這裡我想説幾點：第一，從30多年前改革開放之初，一直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目前僅剩存貸款利率未市場化，但大額協議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已可浮動。

　　第二，如果溫州的銀行利率可市場化，存款利率上升，在金融市場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各地老百姓的存款都會搬到溫州來，會出現全國銀行存款大搬家的混亂局面。

　　2006年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天津濱海開發區金融改革“先行先試”文件出臺後，我曾在天津説，天津的金融改革不能簡單複製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金融改革了。

　　為什麼？就是因為全國金融市場的組織架構體系、法律制度框架已經基本形成，加上現代信息技術，只要在某地就某一重大制度進行變革，在全國統一市場下，就是全國性的變革，現在已不同於上世紀的80年代，很難在某一地方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試點。

　　第三，利率徹底市場化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銀行成本提高，利差縮小，競爭加劇，難免會出現有些銀行倒閉、破産。銀行倒閉破産，老百姓的存款怎麼保障？就要建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

　　那麼，賠保每個老百姓多少存款？銀行交多少保費？大、小銀行都按同樣比例交？這一系列問題要研究。也就是説，推行利率徹底市場化之前，要儘快把存款保險制度建起來，把金融機構破産條例建起來，首先要呼籲這件事！

　　第四，儘管存款利率徹底市場化非常艱難，但我們仍要呼籲，要知難而進。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場化配套制度的建設；另一方面，可以漸進改革，抓緊出臺對貸款利率下浮、存款利率上浮的有限改革，慢慢試，風險並不大。何況，最近幾個月貸款需求在下降，銀行吃存貸利差，賺的錢也不少。

　　《財經》：從全局、全國範圍看，間接融資比重仍然過高，國有金融資産依舊龐大，而溫州金融改革中明確允許民間資金投資設立小型新型金融機構，這對於金融領域的“國退民進”以及打造多層次金融體系，都有著積極意義，你認為具體怎樣實現這一金融格局的轉型？

　　夏斌：現在各類主要金融機構，基本上都是由國有大型企業控股、中央匯金公司控股。

　　要知道，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還並不完全如此。當時危機後正值中國整頓金融秩序，有一批非銀行金融機構資不抵債，民營老闆輸了錢，有的老闆被抓，在這種情況下，鼓勵國有大型企業入股，穩定金融。

　　但應該説，國有大企業、國有資本控股各類金融機構，並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我在《中國金融戰略2020》一書中講道，國有金融資産管理的方向應該是“有進有出”，而不是規模、資産控制得越多越好，賺錢不是唯一的方向。在未來不同時期，國有資本對各類金融機構保持絕對或相對控股比例就行了，多餘的股份可以向民間資本出售。

　　具體説，在某一時期，中央匯金公司對國有大銀行控股，持股一定比例就夠了，超過比例就不用投資了，應允許攤薄。其他各類小銀行慢慢都可以放開，允許民間資本按有關規定組建新銀行，但不鼓勵地方政府入股。對外資仍要限制。

　　中國已是經濟第二大國，要培養與此相適應的大國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託公司、基金公司等，在這方面，可以選擇幾個主要的公司加大投資。在整頓地方融資平臺過程中，經過增信、信貸展期、資産重組等措施，有些地方政府仍還不了銀行錢，同時又掌握了大量各類金融機構股權的，通過依法辦事，逼地方政府吐出金融股權還債。對其他各類小型金融機構更不用説，大踏步向國內民營資本開放。

　　中央政府部門不應再繼續維持過去那種保姆式的監管思維，總是怕出事，把重點放在完善市場制度體系建設上。出事了，只需嚴格依法處置。

　　《財經》：處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結構調整、政府轉型的成敗或許將直接決定金融改革的成敗，那麼，從金融改革這一視角，應如何認識結構調整、政府轉型這一趨勢？

　　夏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在金融改革中，從保持一個好的貨幣政策角度講，結構調整、發展方式的改變，是改變近十年來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被動局面的關鍵。

　　這些年來，由出口主導的發展方式、外匯佔款不斷增長所決定的央行貨幣政策和貨幣供應，弄得央行很被動，甚至可以説狼狽。儘管央行盡其能力，搞了不少對衝，物價和資産價格的穩定壓力仍不減。從此意義上説，央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立，真是要依託經濟結構的調整。

　　不過，這一轉變過程，今年已有起色。GDP中，投資、消費、出口的比例關係發生了變化——出口占比在下降，擴內需初見成效。

　　從金融改革與政府轉型關係看，在金融改革上，對政府部門的批評不少，確實應加快政府的轉型。但細想，為什麼改革滯後、轉型慢？有人認為是政府部門利益綁架。我同意一點點，但不完全同意。

　　中國基本還是“官大説了算”的行政體制。如果發現是部門的利益作祟，“官大的”完全可以去制止。問題是：發現了沒有？為什麼？什麼是部門利益？什麼是部門間矛盾中正當的改革呼聲？如何發現與形成改革的“良策意見”？以什麼樣的勇氣與策略來推動？這是我在思考金融改革與政府轉型關係中最為看重的。

　　《財經》：正如你所説，溫州改革的突破是有限的，那麼中國金融當前還在哪些方面迫切需要改革？

　　夏斌：這個問題難以簡單回答。除了年初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佈置的工作要求，我認為，從經濟社會呼聲看，迫切要幹的事很多很多，在此只能點若干重點。

　　從市場主體看，有國有金融資産的管理問題、非銀行機構發展的“拾遺補缺”問題，如金融租賃等，農村金融與小貸公司、村鎮銀行等小金融機構的大發展問題，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規範與發展問題，還有金融機構準入制度的放寬和破産金融機構市場退出制度、存款保險制度建設等。

　　從金融市場本身看，有債券市場“多頭管理”問題，兩個債券市場的統一問題、股票市場中的三板市場、發審制度，還有信託産品等市場創新産品的市場準入和統一監管問題，也有市場價格問題，如利率市場化等。

　　從調控監管來看，有抓緊放寬匯率浮動區間，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進而進一步放寬資本賬戶管制問題，包括溫州及接下來的上海乃至全國的個人賬戶境外投資放寬的問題；有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離岸市場建設中的各種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與各國的金融合作問題，如貨幣互換等；也有除日常監管之外，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監管的關係問題；有巴塞爾協議Ⅲ如何在中國落實等問題；還有調控與監管的協調問題，包括宏觀審慎監管制度到底怎麼落實、金融控股公司誰來監管等。

　　總之，金融改革與開放的內容非常廣泛、非常具體。

　　由於前一陣子金融領域許多矛盾與問題久拖未決，因此從經濟發展的需求看，從全國企業與老百姓對金融的期望看，這些問題都已成為要迫切解決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