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鄧海華所説，“紅包問題非常複雜，衛生部一直在加強紅包治理。媒體説光簽表面上的東西不起作用，但我們在解決體制機制問題之前，進行（相關）綜合治理是有必要的，因為不可能現在就解決體制機制問題。”這句話暫且當成是衛生部的一個表態，可以看到紅包問題已經成為解決醫患矛盾中一個繞不過去的絆腳石，不得不整治，衛生部是下了決心的。

　　但是公眾包括媒體和網友在內的質疑也很正常：紅包問題本來就不是一個面上的問題，用面上的解決方法畢竟很難根治，甚至能不能起到效果都很讓人懷疑。況且，紅包在一定程度上來説就不應該算是一個雙向的問題──病人爭相給醫生塞紅包是常態，醫生主動索要的畢竟還是少數。就算簽了“紅包協議”，協議管的了醫生，卻很難管到患者。因為對患者的監管本來就是一個大問題，醫院有醫生管，你可以把他處分甚至解聘，但你怎麼處分患者？難不成要把他趕出院？所以，一個“紅包協議”充其量只是一個友好的信號，一個衛生部要整治醫患矛盾的決心。把他當真而歡呼鼓舞？還是算了吧。

　　當根上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時候，任何在面上的治理都很容易讓人質疑其功效。正如這個“紅包協議”被質疑為“面子協議”一樣。不找到紅包問題的根源，不拔掉這個問題的根，一個“紅包協議”實在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就我們現在的醫患矛盾來説，其根源並不在患者非得給醫生塞紅包這樣的誰是誰非，甚至根本不在紅包問題這樣的利益糾葛，而在於醫院的公信力受損，醫院説話沒人信，醫生開藥不放心。對醫院不放心，對醫生不放心，但遇到手術和大病這樣的問題時卻又不得不求助於醫院，不得不求助於醫生或者名醫，這個時候才會出現我們慣用且屢試不爽的手段：收買，送紅包。

　　患者為什麼不相信醫生？不相信醫院？因為本來應秉承人道主義的公益性質醫院早已淪落為了利益至上的斂錢公司，看病難，看病貴早已讓患者們對醫院的信任一掃無余，而醫院在爆出的諸多利益醜聞更是讓它在患者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而本來作為救死扶傷者的醫生還有幾人依然能夠堅守自己的職業道德，堅守自己的職業理想？諸如醫生將新生兒丟掉馬桶，醫生亂開藥，開貴藥，拿提成這樣的醜聞屢屢見諸報端，我們又怎能相信醫生們還是自己的白衣天使？

　　在醫術淪落，醫德墮落的時候，讓我們重溫那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願在我的判斷力所及的範圍內，盡我的能力，遵守為病人謀利益的道德原則，並杜絕一切墮落及害人的行為。”“我不得將有害的藥品給予他人，也不指導他人服用有害藥品，更不答應他人使用有害藥物的請求。”這既是對醫生的要求，更是作為醫生的底線。其實我們要求的很簡單，要解決醫患矛盾也很簡單，我們只要醫生們不背離自己的本分，做自己應該做的，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