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雙向協議遏制紅包，主要是一種價值宣示和道德自律，這方面的制度配套乃至社會文化的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

　　患者送紅包、醫生收紅包，似乎成了一個社會頑疾。日前，衛生部就《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徵求意見，其中就有治理紅包的內容：“患者入院時進行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協議書納入病案管理”。你不送，我也不收，醫患的雙向協議能否破解紅包現象？對此，眾説紛紜，表示不樂觀的居多。

　　不收紅包，原本是職業底線，現在竟要衛生部門專門進行制度設計來防控，反襯出紅包現象的氾濫盛行，也表明從政府到公眾對此問題的價值立場。在很多人送紅包送得理所當然、一些醫生收得心安理得的時候，反紅包的雙向協議，從制度上標明了職業道德、社會風尚的應有準則、是非判斷。這種回歸，對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有利的。若能落實，並在更大層面拓展深化，未嘗不是治理紅包現象的一個契機。

　　可是，這一紙協議真能撬動堅硬的紅包嗎？從表面看，紅包呈現的是“不送不安”“不收不寧”這樣一種不無反諷的社會病象，但在非送不可、非收不可背後，有著更為深刻的現實根源。

　　從患者角度説，醫療資源尤其是優質醫療資源供給不足、分配上的不公平，助長了通過利益輸送方式博取優先權的心理與行為，加上長期送禮文化的慣性作用，“送紅包才保險”很容易氾濫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

　　從醫生角度説，紅包與其群體利益的緊密關聯，決定了這一問題的艱深複雜。以藥養醫、醫藥不分的體制弊端，一方面是導致醫院要在市場經濟大浪裏掙錢謀發展；另一方面，衛生投入的不足，使得醫生勞動價值被嚴重低估，由此産生“腦體倒挂”。在不少醫院，醫術越高超、醫德越高尚，掙錢越少的問題確實存在，不收紅包而被罵被逐的“傷心醫生”也時有所聞。

　　鄧小平説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紅包氾濫，根子還在醫療制度的不足和缺失。治理紅包頑疾的治本之策，還在於深化醫改，促進醫療資源配置的公平合理，同時將醫院業務行為和經營行為脫鉤，建立合理的醫生收入體系，用體面的、有保障的合法收入打消醫生“看病賺錢”的想法。

　　當然，高薪不是養廉的靈丹妙藥，尤其對醫生這個職業來説，有仁心才有仁術，只有職業道德涵養充分了，一切制度設計才能見效，改革成本才會盡可能降低。通過雙向協議遏制紅包，主要是一種價值宣示和道德自律，這方面的制度配套乃至社會文化的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