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1+1]今天，我們怎樣做記者？（20111108）_新聞臺

今天是記者的節日，我們收下祝福，更需面對拷問。

陳小川：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記者嗎？肯定不是。

我們的新聞從哪來？

何盈：我們一會要過這個懸崖，應該是今天最難的一關了。

我們的新聞離真相有多遠？

字幕提示：

“8毛錢治10萬元病”，患兒家長致歉讓誰臉紅？

鐵道部回應：向國家求援8000億係謠言

2008年10月30日新聞

新聞口播：新聞出版總署今天就一些真假記者在山西霍寶幹河煤礦事件當中領取封口費事件正式錶態，對新聞單位記者和工作人員收受錢財或者敲詐的行為將進行嚴肅處理。

我們的新聞能否秉持良知，承擔歷史責任？

《新聞1+1》今日關注“今天，我們怎樣做記者？”

中國網絡電視臺消息（新聞1+1）：在上個世紀上半葉北京大學迎來了校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面對校慶説了這樣一段話，“校慶日不是歡慶日，該是閉門思過日。”一轉眼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今天是第12個記者節，在這樣屬於我們記者的記者節裏，如果回想起蔡元培校長曾經説過的那句話，今天我們也該閉門思過，思哪些過？反思什麼？又該思考一些什麼？又該提升一些什麼？來，希望您和我們一起關注。

今天是我國第12個記者節。在中國，記者節像護士節、教師節一樣，是僅有的三個行業性節日之一。按照國務院的規定，記者節是一個不放假的工作節日，每年的這一天記者們幾乎都是在忙碌當中渡過。

字幕提示：

今天我以這樣的方式過節，奔赴下一個採訪地。

今天是記者節，我發張工作照紀念。

記者節不休息，我來一籠“狗不理”慰勞自己。

今天，當我們面對記者節，誰是記者卻日益成為當下一個讓人困惑的問題。互聯網已經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時代，網帖、論壇、微博、社區已經成為影響廣泛的消息來源，圖片、文字，越來越多不具有職業記者身份和專業背景的民眾，開始參與到新聞線索和信息的發現、蒐集、傳播、分析，甚至是評論。

字幕提示：

“六級地震，震中福島”

“福島第一核電站作業人員暫時撤出現場”

“福島市目前22萬戶停電”

今年4月，日本大地震，日本東海大學教授葉千榮不斷地發佈微博，向外界描述他所了解的地震消息。葉千榮成為中國人了解日本災情的關鍵人物之一，也成為了自媒體時代的典型代表。

來自中國社科院2010年《社會藍皮書》中的數據説，2009年，約三成的社會輿論因互聯網而興起。互聯網，已經成為新聞輿論的獨立源頭。除了數據，看看不少的新聞熱點，也都是以微博作為輿情源頭率先被披露。於是，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樣的自媒體時代？如何理解記者這樣的一個身份和職業？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記者嗎？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萬萬沒想到微博其實對人的感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家的生活方式由於它獲得了改變，起碼是我複印的那些東西原來放在那個地方，是偶然我自己看看的，現在變成了一個很有用的東西，對大家有用的東西，這是沒有過的事情。

陸小華(新華社中國新聞電視網總編輯)：今天，微博已經是互聯網的新入口，微博已經是信息傳播的新渠道、社會關係的新節點，也是人們意願表達的新平臺，更重要的是利益聯絡的新紐帶，也是政府、社會和每一個個人施展影響的新空間。

主持人：剛才是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每年11月8號記者節都會舉辦的公益活動。每年在這一天，很多著名的記者、教授、學者等等都會沒有任何報酬到這來講，有全國各地有志當記者的人到這來聽，一辦已經有七年了。一個大主題永遠不變--“怎樣當記者”，但是每年的副標題都在變，今年的副標題“自媒體時代我們應該怎麼去面對”，在一個全民皆記者的時代記者又該如何做記者？在這兩年這個問題越發明顯了。

的確，互聯網已經快速進入到我們生活當中，微博、博客、帖子等等使過去原本只屬於記者的報道權利，現在被公眾分享，也許在這個自媒體時代，在互聯網當中也有很多讓人不滿意的地方，比如説我沒有開過微博，以我的名字開的微博去説了很多不是我説的話，但是我依然願意積極地支持並且歡迎這種自媒體以及互聯網時代快速的到來。別的優點不説，挑其中一點，它可以快速幫助很多老百姓慢慢向公民轉變，因為中國在走向大國的過程中，當然需要公民群體的慢慢增長，公民重要的特徵是也能去關注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並且推動社會的進步。

面對這樣快速發展的全民皆記者的時代，社會在進步的時候也需要有一些適應，不得不承認，也許有很多領域還不是那麼適應。第一，政府以及一些官員是否適應了全民皆記者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政府如何運行包括做官員？第二，很多明星、名人，包括富人以及一些有權利的人，在全民皆記者時代的時候又該如何約束自己的行為？第三，社會的運行其中包括道德的運行，如何在全民皆記者的時代裏有一種更好的躍進，而不是讓人産生一種負面的感嘆，道德淪喪等等。第四，要回到我們自己，在全民皆記者的時代，記者又該如何做記者？先不聽我説的，聽聽在公益講堂當中，中國青年報老總陳小川以及清華大學傳媒教授尹鴻的看法是什麼樣的？

陳小川(中國青年報總編輯)：我回答這麼一個問題，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記者嗎？肯定不是。但所謂“自媒體時代！”我也是理解的，因為它是現實。儘管人人不是記者，這個記者説的是有特定含義的，記者需要有職業素養、職業水準、職業責任感。

尹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其實最近這半年多來，中國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情，許許多多重點、熱點事件，微博在裏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這個推動不僅是對社會，也是對傳統媒體的推動。傳統媒體在新媒體的推動之下，不得不變得要更快，不得不變得要更敏感。

主持人：大家更多地會以一種更加積極的姿態去擁抱，並且觸碰整個新媒體時代或者説自媒體時代，以及全民皆記者時代的到來，並且要反省我們自己該如何快步前行。

陸小華，新華社中國新聞電視網總編輯談到了微博，前面説的是優點，後面有一個重要的提醒，“更重要的，它是利益聯絡的新紐帶，也是政府、社會和每一個個人施展影響的新的空間。”不管政府以及社會，包括每一個該如何把全民皆記者的自媒體時代做得更好？

當我們談了太多的優點和支持的時候，是不是也有兩點值得所有人共同思考。第一個，自媒體，通過微博等等，不僅僅是約束和監督別人，能不能也約束和監督自己呢？第二，在這樣的過程中，能不能推動理性更好地向前前進？如果這兩點能夠達到了，自媒體或者説全民皆記者將給我們帶來更好的未來。但是在這個時候記者就該思考了，我們怎麼樣更好地去做記者？有一些不太好的例子，讓我們有的時候也會臉紅，今天臉紅一下沒什麼錯誤。

“因我對專業知識的無知及一時衝動，使深圳兒童醫院受社會輿論的衝擊，因而承受巨大壓力。在此我真誠地向深圳兒童醫院的全體醫生、護士道歉，你們當初對我孩子的診斷是正確的，是我錯怪了你們，給你們帶來了傷害我深表歉意，對不起，請原諒！”

這封道歉信出自曾經沸沸颺颺的“八毛患兒事件”的當事人陳剛。10月28號，他不到三個月大的兒子在輾轉了第三家醫院後，最終在武漢同濟醫院被治愈出院，而孩子所患病症與第一家深圳市兒童醫院的診斷一致，依然是先天性巨結腸。陳剛的這封道歉信也最終讓媒體一度爆炒的“八毛錢治愈十萬塊錢病”的新聞真相大白。

本月4號，深圳市兒童醫院院長鍾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相關媒體也已向該醫院致歉。那麼媒體記者在整個事件中都做了些什麼呢？

字幕提示：

“嬰兒被診斷需做10萬元手術，最終用8毛錢藥痊癒”

“10萬元為什麼敗給了8毛錢”

“被診斷需10萬元手術換家醫院8毛錢治愈”

“十萬元手術VS八毛錢治愈”

事實證明，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背離了真相。深圳兒童醫院在事後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院方從未説過醫療費用需要10萬元。事實上，根據同濟醫院方面介紹，孩子此次治療花費為23886.43元，與當初深圳兒童醫院的預計費用接近，而為患兒開出8毛錢處方，採取保守性治療觀察的廣州市兒童醫院，也在事後出具了診斷報告，其中寫到“先天性巨結腸未除外，並要求兩個月復診”。然而，正是8毛錢所帶來的暫時性病情緩解，卻被媒體誤報為治愈，這也讓輿論一邊倒地站在了深圳市兒童醫院的對立面。

如果説“八毛門”事件是媒體記者對對醫學概念和事實的誤用誤解，那麼發生在2008年9月的山西礦難記者排隊領封口費事件，則更是給整個新聞界帶來了恥辱。

2008年10月30日新聞

主持人：新聞出版總署今天就一些真假記者在山西霍寶幹河煤礦事件當中領取封口費事件正式錶態，對新聞單位記者和工作人員收受錢財或者敲詐的行為將進行嚴肅處理。

這邊礦難發生人命關天，那邊一些媒體從業人員卻為了錢把良心扔進礦井。事後調查結果，山西霍寶幹河煤礦給六家媒體共支付了總計125700元費用。

職業記者如何保持良好的職業操守？媒體如何確立自己的權威和是非標準？面對第12個記者節，面對新聞這兩字，為公眾報道真相，仍然沉甸甸地壓在所有記者的心頭。

主持人：不能不承認，每年都會有這些案例讓自己臉紅。其實在這樣臉紅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新的趨勢，但願它不是趨勢，只是一些個別的細節在出現，但是擔心它會變成一種趨勢。就是去迎合某種情緒，不用事實説話，而是編造某些細節，並且誇大它，最後讓大家覺得好像所有的報道就是這樣，因為人們心中有。舉一個例子，中國足球很糟糕，大家會把它當成一個往裏放口水的地方，但是它不意味著可以去製造很多“事實”。

前不久有一個非常熱門的新聞事件，説俄羅斯一個小學足球隊來了，我們一個小學足球隊跟他們比，40分鐘0：15輸了，還有一張照片很讓人受刺激，這張照片就是我們比人家高出一頭，還踢不過人家。連《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都在關注這個事件。但是記者接下來又進行調查，採訪發現事實還是有偏差的。第一個是0：11，第二個，高人一頭的只有那一個孩子，剩下的那些個頭差不多，但是這張照片只誇張了這一個。第三個，那個球隊是俄羅斯西伯利亞遠東地區的少年冠軍，而且有心把他請來的，出於友好臨時找了一些學校的球隊去踢，那場是最慘的。

的確，這件事情值得我們反思，現在小學裏的體育課為什麼不好好上？家長為什麼擔心孩子的安全，使學校更不敢上體育課，孩子的體質將來如何發展？但是我們還是不願意接受不是事實的一些事實，記者這個時候該如何做記者呢？

在報道的時候，剛才談到了八毛錢或者十萬塊去誇張，還有紅包現象的存在，這一切都需要我們去反思。

因此，在一個全民皆記者時代到來的時候，記者如何做記者，還真是現實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海外媒體人連鵬説，“自媒體”時代，是“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網絡傳播的快速和便捷，考驗記者的職業素養。在新媒體時代，為了吸引眼球，一些記者不再比深度和質量，而是比速度、比煽情。我們生活在價值觀劇烈變化和衝突的時代，社會很浮躁，越是如此，媒體人就應該越冷靜，不屈服於權力，也不迎合大眾，用事實説話。

我們再看，錢鋼説，“新聞工作，是活潑的人從事的嚴謹事業，熾熱的人肩負的冷靜使命，浪漫的人從事的艱辛勞作。”著名新聞理論家甘惜分説，要想當好記者，“知識不老化，思維不僵化，文風不套化”。最後又回到了自媒體時代，我認同這個看法，“不管科技怎樣發展，網絡怎樣發展，作為記者，有些東西是經過幾十年都必須要去堅守的。責任感需要堅守、理性需要堅守，而真相也需要堅守。”

接下來自然就要去關注，記者如何用自己更優秀的工作去改變，比如説還有一些不美滿的環境，“防火防盜防記者”等等一些現象。另外，如何去接地氣？接著往下看。

2011年11月4日新聞

主持人：第21屆中國新聞獎，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頒獎報告會4號下午在京舉行。

11月4號，全國120名得獎的優秀新聞工作者，有6位獲得了登臺發言的機會。其中就包括本台記者何盈。

何盈(本台記者)：我們從早上9點出發到現在下午5點，已經走了8個半小時，走了30公里路。現在我們到這個位置，感覺上已經到了絕境。

在新疆喀什的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孩子們每學期開學都要跋涉200多公里山路，其中有80多公里都是懸崖峭壁。

記者：要一條好走的路？

巴哈麗姑麗(皮裏村學生)：嗯。

記者：為什麼？

巴哈麗姑麗：因為我很喜歡去一些地方。

記者：走得腳都疼，是嗎？

巴哈麗姑麗：是。

作為記者，何盈用真實的鏡頭為我們記錄了皮裏村孩子們艱辛的求學路。作為媒體，我們的行動也可以為這個偏僻的村莊帶來些許的變化。

閆汾疆(喀什地區扶貧辦主任)：從縣裏調配一部分教學人員進入到馬爾洋鄉小學，儘快把教學點的教學工作能夠開展起來。

古麗扎熱(塔縣城鄉寄宿制小學學生)：從北京來了一個叔叔，他給我買鞋子了，然後把電話號碼、照片都給我了，他説你有什麼事給我打電話。

來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王亮，在2008年5月12號汶川地震中，跟隨由成都軍區抗震前線指揮部再派的300名官兵，冒死以徒步方式向映秀挺進，成為首批進入重災區的記者。

5月14號下午1點47分18秒，他通過隨身攜帶的海事衛星電話，發出了震中現場的報道，讓外界第一次了解了震中地區的災情，也使映秀不再是信息的孤島。面對生死考驗時的勇氣，也讓王亮站在了11月4號的領獎臺上。

在自媒體時代，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在越來越多普通民眾開始參與新聞傳播的時代，事實上，職業記者的職業素養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而一個國家以什麼樣的媒體佔據主導地位，也正日益成為當下所有媒體人的思索，因為它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影響巨大。

主持人：如果在全民皆記者的時代，記者不能用堅持性長跑的姿態，不能用理性的態度做記者，全民皆記者的時代記者還用做記者嗎？這當然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

最近一個很熱門的話題，經常有人説“你們下基層了”，其實叫“走基層”，的確用“下”這個字不太準確，因為記者不能説是高高在上的，要下到基層去，我覺得走基層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記者心裏，應該你的心永遠在基層。

有的時候會聽到一些誤讀的話語，比如説“我們要替人民説話”，這一個“替”字就露出了，你難道跟人民不是一回事嗎？在這一點上，另外一個記者潘採夫説，“經常會看到一些討論，説記者應該做誰的代言人，個人觀點，記者既不是底層和弱勢群體的代言人，也不是什麼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記者只應該是真相的代言人。立場不能左右真相，在真相面前，記者應該有”雖千萬人逆之，吾往矣“的職業堅持。”就是捍衛常識，捍衛真理。

在現在的社會當中，也的確能夠見到一些人在誇記者，“這個記者不錯，説真話。”乍一聽像是表揚，再仔細一聽不對，因為打你學新聞行當的時候，所有老師都教你不能説假話。現在誇人不能説“這個人真好，從不遲到；這個人真好，從來不偷東西”。我們不能把底線變成了上限，當成了表揚別人的嘉獎令，這個時候需要我們思考，記者更該思考。

的確，現在有的時候“防火防盜防記者”，明天是消防日，正好跟今天的記者節連在一起了，但是我覺得不應該去防。記者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是社會前行的一個建設者，我們應該給記者、新聞這個行當搭建更加寬鬆的環境，因為在十七大報告裏明確有十二個字，老百姓有“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如果政府的信息不能夠公開，如果新聞不能夠改革，把更多的資訊給老百姓，老百姓的知情權又從哪來？我們又需要更多的公民，因此需要記者去做很多的工作。

到記者節的時候也會聽到一些記者的訴苦，比如説“工資低，十年不漲，甚至很多還在降，艱苦的地方，包括會有一些風險，佔地記者”等等。

《中國青年報》曹林替記者也在説應該説的一番話，每到記者節，似乎都是悲情一片，記者感慨生存狀態越來越艱難，被打，被拒，被罵，過勞死，哀嘆記者節成“記者劫”。其實我倒覺得，記者這個職業可能並沒有那麼悲情，只是因為記者可能掌握著話語權，有時會放大這種職業悲情。其實，相比社會中很多群體，記者的話語權已經足夠大了。節制這種職業上的自怨自艾，打撈那些沉沒的聲音，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這也許更符合記者節的本義。我們節日的意義，在於為公眾謀福利。

其實説到這，似乎該結束今天的話題了。在即將結束這個話題的時候，我總有這樣一個暢想，我們當然要繼續很好地去做記者，但是未來，現在電視機前，也許有很多的年輕人，他在選擇自己未來的職業，一個行當快速的進步，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生活中總有很多有理想的年輕人，還願意把他的理想安放到新聞這個行噹噹中。今天10月8號，也許所有人都該共同思考這樣的問題，“年輕人，明天你願意做記者嗎？”

【特殊的節日】永不放假的記者節忙碌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