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基金經理王亞偉的轉身離去，為華夏大盤乃至整個基金業的“一哥”神話畫上了句號。站在資本市場和基金業變革的背景下重新審視，在市場有效性日益提高、多層次資産管理業走向成熟、公募基金回歸理財工具本質的環境下，王亞偉的離職或許預示著中國基金業正逐漸由突出個人英雄主義的“明星時代”，向以標準化産品、流水線式管理為標誌的“工業化時代”轉變。

　　無論如何看待圍繞在王亞偉身上的爭議，不可否認的是，他代表了一種依靠挖掘“獨門股”獲取超額收益、個人英雄主義濃厚的投資模式。這種明星基金經理群星閃耀的時代曾在2007年達到頂峰，並隨著呂俊、江暉等人離開日漸走向暗淡。我們不排除將來還會有新的明星基金經理出現，但強調團隊精神、打造標準化産品正逐漸成為基金業的共識。

　　市場有效性的逐步提高，使明星基金經理髮揮優勢的舞臺越來越有限。海外共同基金業的發展規律已經證明，隨著市場有效性的不斷提高，通過選股獲取超額收益的難度將逐步增加，以先鋒、貝萊德為代表的海外共同基金巨頭均以指數化投資見長。近5年來，市場有效性隨著機構投資者壯大和市場基礎完善不斷提高。在此基礎上，國內指數基金規模迎來爆髮式增長，近五年規模佔比提高了近5倍，被動投資已成為很多公司博取規模增長的重要選擇。同時，國內基金公司在行業“去明星化”的過程中，也通過探索多基金經理制、團隊決策制等方式，降低對明星基金經理的依賴。

　　另一方面，近期基金業制度變革的趨勢也顯露出促進基金向標準化、風格化方向轉變的信號，相應地限制了基金經理自由發揮的空間。如果未來基金將業績相對比較基準的波動水平與其管理費的提取挂鉤，勢必遏制目前大量基金風格漂移，名為大盤基金卻主投中小盤股的怪狀。給明星基金經理戴上“緊箍咒”，雖然制約其選股能力發揮，卻為投資者更好辨別基金風格，進行組合投資創造了條件。而且，監管層打造基金管理人、託管人、銷售機構互相制約的産業鏈，鼓勵第三方基金銷售機構提供投顧服務，都包含了基金風格穩定化、産品標準化的前提。

　　當然，資本市場並不拒絕明星。隨著多層次資産管理業的發展，除了公募基金，私募、券商、保險甚至QFII，都為明星基金經理提供了全新的平臺。從海外資管行業的經驗來看，優秀的基金管理人也往往會選擇“自謀生路”，通過成立自己的對衝基金施展才華，相關的仲介服務和制度環境也頗為成熟。從這個角度看，國內資産管理業的發展也演繹了同樣的軌跡。實際上，國內公募基金雖然一度成為吸引各級別投資者的全能型理財工具，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最終將回歸到大眾理財工具的角色上來，以其低廉的成本和標準化的産品服務普通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