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起，由十個部委與主流客車生産企業聯合召開的新校車標準徵求意見會在京召開。“新校車標準”在客車行業引起普遍爭議，一些客車廠家認為，“新校車標準由宇通相關人員執筆，以主要做中大客車的‘宇通標準’作為行業標準，將中小型的客車企業全部排除在外。”加上“新校車標準”完全參照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標準，很可能最終導致有了標準而校車問題仍無法解決。

校車標準與任何行業標準一樣，存在利益之爭，這是一個現實。廠家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內追求自身利益也無可厚非。然而，意見徵求會上的所謂校車標準“國情論”，卻背離了校車標準的基本訴求。多家生産企業在如此嚴肅重要的場合發表的言論，不僅缺少説服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失態的。

從新聞中看出，所謂“國情論”的首要證據，就是很多企業認為，從目前國內客車生産企業的實際情況看，如果完全按照“新校車標準”徵求意見稿執行，大多數生産中小客車的生産廠家將被排除在外。

這本身是不好擺上臺面的理由，現在被正大光明地抬出來。從鍋裏搶肉吃，自己先得有本事，更何況事關生命安全的校車計劃。如果一個人如此行事，那就是沒有基本的道德感。而如果一個行業裏的很多人如此行事，那就應該從政策層面反思，行業競爭是否已經被嚴重誤導甚至人為放縱了。

“國情論”第二點，即校車標準成本過高。我們要説，如果符合新標準的校車，貴得離譜，即使當地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湊不齊買車的銀子，那麼可以説確實太貴了，不符合“國情”。而以甘肅慶陽為例，即可反駁。事故發生後，經濟欠發達地區慶陽，停止公車更新,同時自籌資金投資1000萬元購買了單價20余萬元的校車，就基本解決了本地區校車問題。慶陽能做出來，如果別的地方做不出來，差的只有決心。

“國情論”最後就是強調“農村實際”。應當承認，我國農村道路等級不高、路況差確實是事實，這一事實既有不適合高等級車輛運營的一面，但同時也説明為何大多數校車事故都發生在農村，這又何嘗不是在反證：必須克服困難，提高車輛技術等級、以保障校車安全。

幾家企業聚在一塊，不談技術細節不談企業責任，專談“因地制宜”和“不可一味照搬”，這就是操了自己不該操的心，這就是太過“在商言商”，不懼吃相難看。從去年以來，全國相關部委、專家、企業費力耗時研討校車標準，就是想一勞永逸地解決窮困偏遠地區的校車安全問題，防止再釀悲劇。而死難者家屬的眼淚還未擦乾，有人就開始強調標準不可以統一，實際就是打算回到“人命有貴賤之分”、“點背不能怨社會”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