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總工會日前發佈消息，要求十萬名企業工會幹部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工會正想方設法擴張話語權，引起關注。（3月18日中新網）

　　客觀上，公開工會幹部的手機號碼，可方便職工聯絡工會組織，及時反映問題或表達利益訴求。但與公開官員手機號碼一樣，這一舉動於現實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並不讓人樂觀。

　　事實上，企業畢竟不是城市，員工若真的想聯絡本單位的工會幹部，並非難事；至少，遠比聯絡一方官員簡單。説白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員工有問題不知工會主席是誰或不知如何聯絡工會幹部，而在於聯絡上了又能如何？這一點，從新聞後面的評論就可以看出端倪：很多網友質疑“工會是幹什麼的”“工會不過擺設而已”……

　　進而言之，工會組織亮牌子也好，工會主席亮身份也罷，于增強工會話語權上，只能是隔靴撓癢。説到底，中國工會組織話語權“畸輕”，源於“天然的”制度性弱勢，而非缺少工會組織或組織的透明度。

　　毫不客氣地説，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工會體制大體上還在延續著計劃經濟時代的路子，在組織設計和人事安排上並未能從“工會維權”方面做出周善考慮，這主要表現在工會的依附性太強和獨立性太弱。例如現實中，工會主席的飯碗基本都由企業（尤其是私企）端著，正所謂吃人嘴短，這种經濟上依附於企業的工會組織，很難具有獨立的品格。

　　此語境下，難怪乎很多工會主席有這樣一個感覺，一邊捧著老闆的飯碗，一邊還要替職工撐腰，身份極其尷尬。就算個別工會主席“有性格”，固執地站在職工這一邊，往往都是吃力不討好，現實中工會主席因替職工維權而遭非法解雇頻現報端。久之，職工自然不再對工會實際能起到的作用抱很大期望，工會給人的印象成了“收收會費、組織文藝活動、慰問困難職工”之類的，至於利益聚集、整合意見、表達要求等，這些重要職能，反而被工會擱淺了。

　　需要提醒的是，造成工會制度性弱勢的主要原因不單單是工會自身的制度設計問題，還與一些外部制度環境密切相關。理論上，就算沒有工會，公民個體也可通過各種渠道滿足自己的合法利益訴求。換言之，如果因為相關法制不健全、不配合，抑或政府職能部門不能有效履行自身職責，單單指望一個先天不足的工會去打破勞資雙方不平等的格局，本身就是一種奢望。例如工會決定以罷工方式來對抗企業對職工權益的漠視，但很明顯，于中國的政治環境中，罷工行為不僅是針對的企業自身，甚至是政府。説白了，工會要採取維權行動，不僅要考慮到來自企業的阻力，更要考慮社會制度的局限性，而一旦社會制度不能充分為公民維權鋪路，工會始終是存在制度性弱勢的。

　　總而言之，公開工會幹部聯絡方式，只是積極為職工維權的第一步，真正的“硬仗”遠在後頭。工會如何團結組織職工、如何培育工會獨立品格、如何從整體的法治上、體制上增強職工、工會維權的底氣，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無疑才是增強工會話語權的關鍵所在；而這過程無疑還很漫長，也很艱巨，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