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明確表態，已成為兩會內外民眾的共同心聲。

　　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孫曉鬱將其視為中央的決心：深化改革，讓收入分配製度更合理、更公平、更公正，邁過共同富裕這道坎兒。

　　繼前年提出“國民收入倍增”、去年提出“民富優先”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再次帶來關於儘快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整體方案的提案。他強調，收入分配改革“到了該作決斷的時候”。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進行的4次全國範圍內的大型居民收入調查：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

　　與之相對應的另一組數據是：2011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首次突破10萬億元大關，增長24.8%；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8.4％和11.4％，均不足公共財政收入增速的一半。

　　已過花甲之年的孫曉鬱毫不客氣地指出，貧富差距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如果經濟發展的過程帶來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兩極分化，那麼我們很多改革開放的意義、成果，甚至老百姓對改革開放的期望都會被弱化。

　　在過去的一年裏，這位老人去了青海、雲南、貴州等欠發達地區進行調研。他説，改革開放的成績的確很大，一些中西部城市已經建設得很漂亮，但是如果從城市向外走幾十里路，走幾百里路，就會感到難過。

　　在同一個會場裏，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蘊嶺只説了一句話：“我們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了社會主義這4個字，就意味著我們的收入分配應該更公正。”

　　而在遲福林看來，收入分配改革絕不僅僅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個稅起徵點這樣局部的改革，它意味著國家發展取向必須由國富優先轉向民富優先。“我們提倡經濟增長方式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而擴大內需的一個必須前提就是民富。”遲福林説。

　　事實上，上世紀60年代，日本政府便成功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當時的首相池田勇人認為：“在高速增長的同時，若勞動者工資水平增速低於GDP增速，社會生産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事實上，“十二五”規劃已明確提出“藏富於民”的原則。而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明確納入“改革的重點任務”，並提出“儘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兩會以後，孫曉鬱準備再次奔赴中西部調研。滿頭白髮的孫曉鬱告訴記者，很高興中國可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未來政府還要努力，不回避，不拖延，去改變不合理的現狀。

　　“真正的富，歸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富。”這位委員動情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