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練汪成榮的兩名運動員在2008年北京殘奧會上獲得3金1銀。2011年中殘聯獎勵汪成榮149.91萬元。得知消息後，汪成榮所在單位、青海體工一大隊多次要求汪把獎金上交組織，汪不同意。而後，單位給予汪成榮停職處理，體工隊大隊長楊海寧稱，再不交錢組織還有其他手段。(《新京報》3月1日)

　　雖然體工大隊發出公文索要教練的獎金，並用“停職處理”和“還有其他手段”加以威脅，實在可惡。但是，從情理上講，我是支持體工大隊索要獎金的，理由很簡單：其一，教練汪成榮是體工大隊的教練，不是運動員的私人教練，拿著國家的錢，幹著本應該幹的本職工作，即使幹得出色，一下子獲得149.91萬元的獎金，是否合理，是值得商榷的。其二，就如體工大隊説的一樣，運動員的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兩名獲得3金1銀的運動員，並不是從起步到獲獎都是汪成榮一個人的功勞，其他教練員和相關保障服務人員也有功勞，獎勵應該作出貢獻者都有份，只是多少的問題。如果僅由汪成榮獨享149.91萬元獎金，那些“栽樹人”、“養樹人”情何以堪。

　　但在現實中，汪成榮獨享149.91萬元獎金，又似乎有合理性。其一，中殘聯的獎勵很明確，是“教練員”獎金，汪成榮咬定“只要拿出相關文件，説我該上交獎金，那我多少都交，要是拿不出文件，我一分錢也不交”也説得過去。其二，教練獨享，也有行業慣例，上海田徑教練張敏珍、教練員金帆都説“獎金已打到了我自己的卡裏，這是個人收入，我的上級單位沒和我要。在汪成榮之前，我也沒聽過這樣的事。”問題的糾結就在於，教練獲獎，組織要求分享，是組織“公説公有理”的潛規則；獎金獨享，卻又成了教練“婆説婆有理”的潛規則。

　　在國外比較普遍，在我國網球領域也已經開始實踐的職業化與自主性相結合，李娜、鄭潔、晏紫、彭帥“四朵金花”選擇舉國體制之外的單飛，自主訓練、自主參賽、自負盈虧，獲得獎金交夠12%給國家，剩下都是自己的。實踐證明，單飛之後並沒有導致這些運動員的競技水平下降，沒有減少獎牌，李娜還在2011年法國網球公開賽中獲得女單冠軍，創造了歷史，成為第一位站在法網冠軍領獎臺上的中國選手。如果“四朵金花”依然在體制內，也許李娜創造歷史之後，也得來面對獎金分配的明規則與潛規則。

　　實際上，以獎牌為獎勵標準的“面子體育”越來越受到了質疑，汪成榮的獎金分享問題，只是“面子體育”怪胎下的一個呈現而已。對一個運動員來説，“千銀不如一金”；對一個民族來説，全民健身不如一人獲得獎牌，這是對真正體育精神和本質的扭曲，對此，著名體育評論員黃健翔曾經質問：“給群眾帶來了什麼？給學生帶來了什麼？學校裏學生還有多少運動空間？城市裏還有多少運動場地？游泳、打球方便不方便？要花多少錢？多少時間在路上？”

　　是的，解決汪成榮獎金分享的爭議並不難，拿出有明確的規則的獎勵辦法和利益分配辦法就可以了。但是，“面子體育”的思維方式不改變，本是風光的獎勵變成醜聞與爭議的事情，就還會不斷地發生。有人算過一筆賬，北京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每枚金牌的國家投入相當於俄羅斯的28倍，獎牌數量在激起民族自豪感的同時，巨大的投入也在不斷地激起國人的不滿。也許，應該從汪成榮獎金分享的爭議開始，思考一條適合我國的競技體育與全民健身的結合之路，讓體育理念真正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