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練汪成榮的兩名運動員在2008年北京殘奧會上獲得3金1銀。2011年中殘聯獎勵汪成榮149.91萬元。得知消息後，汪成榮所在單位、青海體工一大隊多次要求汪把獎金上交組織，汪不同意。而後，單位給予汪成榮停職處理，體工隊大隊長楊海寧稱，再不交錢組織還有其他手段。(3月1日《新京報》)

　　地方隊借調出去的教練帶領運動員在殘奧會上爭金奪銀、為國爭光，這當然是好事，受到一定的物質獎勵也在情理之中。但獎金到手，單位和教練之間卻因為獎金的分配問題産生了糾紛，這顯然既傷形象，又傷感情。

　　説實話，對於運動員或教練員獎金收入到底應該歸誰，這是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的事情。取得成績的個人當然功不可沒，但培養單位也不是沒有貢獻。所以，這就需要雙方事先協商簽訂合約，以法律認可的文本的形式做出規定。這樣，雙方以後只需要按照合同執行即可。這在一些相對成熟的體育項目上面已經實施。

　　比如，國家網球運動管理中心就與隊員簽有協議，女子網球運動員單飛之後，隊員需向中國網球運動發展基金上繳獎金收入的8%，或是商業資源開發收入的12%。劉翔、姚明等大牌運動員更是如此，運動員拿多少，教練員拿多少，培養運動員的地方體育局拿多少，都有明確規定。這樣就有效避免了收入分配可能帶來的負面干擾，運動員和教練員也能夠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訓練和比賽當中去。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在汪成榮教練與原單位的糾紛當中雙方事先簽訂了合同，現在的尷尬完全能夠避免。如果合同上規定汪成榮外派只是職務行為，一切收入交公，即使中殘聯把錢打到了汪成榮卡上，他也應該把錢交出來；如果合同規定獎金歸教練自己，那麼體工隊再眼紅也沒用。但遺憾的是，不管是體工隊還是汪成榮本人，事先都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以致于現在雙方都比較被動。

　　在社會越來越開放的今天，人員之間的交流會越來越頻繁，類似的舊有體制和現實利益之間的衝突會不斷出現。這需要我們每個人都要增強現代契約意識，在可能涉及利益分配的時候都事先簽一個協議，相信很多不必要的糾紛都會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