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市民化”

　　方能化解“用工荒”

　　元宵節剛過，“用工荒”再度凸顯。同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荒”無論從程度、範圍，還是結構，都出現了新特徵。就流向而言，農民工已由“單向度輸出”轉變為“多向度流動”；就範圍而言，招工難正從東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續性而言，區域性、結構性工荒已經常態化。（《新華視點》2月7日）

　　面對來勢洶洶的“用工荒”，企業採取提高待遇、降低門檻的辦法來應對，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入農民工爭奪戰中。然而，這些做法依然不“給力”，用工難積重難返。比表象更值得關注的是“用工荒”背後的信號：處於下降通道的企業利潤無法滿足農民工剛性增長的工資需求之間的矛盾、城市“新二元”結構阻礙農民工“融城”夢想實現之間的矛盾，導致眼下新生代農民工“高流動性”突出，“短工化”趨勢明顯。這與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的中西部民工回流産生疊加效應，加劇工荒感。

　　“用工荒”其實是農民工權益匱乏的一個縮影。長期以來，人數達到2億的農民工，為我國經濟社會和城市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然而，城市仍把農民工當成過客，實行“經濟接納、社會拒入”。在身份上，企業沒有把農民工當做穩定的産業工人，城市也沒有敞開胸懷，把他們當成真正的市民。在權益上，他們與城市産業工人相比，享受不到應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待遇，處於城市裏的社會底層。他們承擔著城市最累、最苦、最臟、最險的工作，卻拿著最低、最少的工資。農民工的各項權益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為例，雖然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企業要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職工繳納養老和醫療等社會保險，但是現實中多數的農民工游離在社會保障之外。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記者和許多農民工朋友交流時，都能聽到這般心聲，“回老家，我們是城裏人；進了城，我們又是農民工。”進城卻難以“融城”。農民工的被邊緣化的現實，讓他們不敢把孩子帶在身邊。對於城市而言，農民工只是無根的浮萍。權益的匱乏、身份的迷惘、生活的壓力、“候鳥式”的生活，再加上與子女的長期骨肉分離，讓部分身心俱疲的農民工選擇了逃離。用工荒的根本原因正在於，農民工對城市缺乏歸屬感，他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他們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他們用自己的腳步做出了逃離城市的選擇。用工荒的出現，衝擊著舊有的農民工管理方式，它説明以損害農民工利益為代價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也是行不通的。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出現，他們具有更強烈的權利訴求和較強的法律意識，他們不能容忍拿著極低的工資，在惡劣的勞動環境裏，沒日沒夜地工作和加班。

　　破解用工荒，唯有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只有讓農民工的權益得到保障，融入城市，在城市立足生根，成為城市的主人；只有放低城市的門檻，讓農民工的子女跟隨農民工的步伐，在城市健康成長，農民工才會把“心”安放在城市，才不會當城市的“候鳥”，“用工荒”才不會日趨嚴重。而這有待於我國城鎮管理政策儘快做出調整，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農民工融入城鎮提供必要的條件。同時，要切實提高農民工的政治、經濟、社會待遇，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讓農民工在城市“體面生活”。 陳英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