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陜西城鎮居民收入增幅五年來首次超過了GDP增幅，今年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依然是要讓居民收入“跑贏”GDP，但對於廣大城鎮居民，特別是工薪一族來説，收入增長的關鍵是漲工資，但誰來監督企業老闆為員工漲工資呢？

　　現狀：老闆不願談，工會無力談，員工不敢談

　　每個人都想漲工資，可是當下的工資協商制度卻面臨“老闆不願談，工會無力談，員工不敢談”的窘境，員工的合理收入得不到保證。在2012年陜西兩會上，來自省工商聯的政協委員們提出提案，建議設立工資委員會，規定員工工資與企業利潤的最低比例，加強集體協商機制，企業每年至少要與工會、職工代表大會或者職工大會開展一次工資集體談判。

　　在提案中，委員們認為，目前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普遍偏低，不代表平均水平，更不能反映企業真實盈利情況。在很多工廠和公司當中，普通員工拿著低廉的工資，與此同時公司卻享受著巨大的利潤，這些利潤除了用於擴大再生産外，大部分落入了公司所有者的腰包。我國成為了廉價勞動力工廠和“世界上最好賺錢的地方”。

　　另一方面，推行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困難重重，對於有關員工工資水平、分配方式等問題，我國推行由工會和職工代表與用人單位進行協商的形式，然而現實的情況是“老闆不願談，工會無力談，員工不敢談”。企業主為了自身利益不會主動讓利給員工；工會成員受雇于企業主，缺乏獨立性，不能代表員工根本利益；就業市場供大於求，決定了職工有顧慮沒信心，維權意識差。

　　建議：設立工資委員會 設立最低工資比例

　　因此，提案中建議，由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設立工資委員會，研究擬定企業利潤與員工工資合理分配製度的指導意見，明確增加設立最低工資比例，即規定員工工資與企業利潤的最低比例，而具體企業職工工資比例則以集體協商的方式確定，明確無論什麼類型的企業每年至少要與工會、職工代表大會或者職工大會開展一次工資集體談判，加大對用人單位的執法監察力度，使集體協商制度切實有效。

　　提案中還特別提到，最低工資比例應全面考慮地區差異、行業差異以及企業擴大再生産所需成本等因素，不適合國有壟斷性行業如通信等，只適用於競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