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合同簽訂，輕機制建設；缺乏約束力，沒有罰責；職工工資增長缺乏保障機制……工會系統代表委員集體呼籲，上海應儘快為工資集體協商立法，立法將保障職工話語權，有效保證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從而促進和諧社會建設，讓職工共享發展成果。（1月14日《勞動報》）

　　工會系統代表委員集體這一呼籲，不僅引發兩會現場代表委員的熱烈討論，而且也引起上海廣大職工的十分關注和贊同。

　　工資集體協商歷來得到黨和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黨的十七大以來，黨多次強調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水平，提出了要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的要求；全國人大十一屆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首次明確提出，要“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今年的上海政府工作報告中，韓正市長更是明確提出，“必須推動在職人員特別是普通職工的收入增長，擴大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

　　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工資集體協商難以推動和實行。市政協委員、普陀區長征鎮副鎮長楊寶琴曾對鎮內的50家企業進行調查，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僅5%。即使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少部分企業，由於沒有硬性法律條款約束，制度流於形式，政府有關部門也無法強行干預。來自一線崗位的市政協委員、上海汽輪機有限公司車間生産組長劉波也坦言，職工幾乎沒有話語權。“當漲工資時，職工就是被通知者，漲多少，幾時漲，一線職工是最晚知道的。”

　　那麼，工資集體協商為什麼難以推動和實行呢？關鍵是沒有法律“撐腰”。上海市人大代表、市總工會副主席汪蘭潔分析指出，“工資集體協商常面臨着企業不願談、職工不敢談的窘境”。企業不願談，是因為勞動力成本的增加，自然會增加企業的壓力。如果工資集體協商有法律的規範與調節，企業不願談，也得談。職工不敢談，是因為目前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如此大的就業壓力，誰還敢談工資？看看每年因討薪而受傷害的農民工，討薪也這麼困難，何況談工資？如果工資集體協商有法律的保障，職工境遇就會截然不同。當然，工會可以與資方談。但是，在國有企業，工會領導聽命於行政；在外資、民營企業，工會領導更是資方的附庸，試想，一個姓“資”的工會怎麼會替工人説話呢？又怎能擔當起工資集體協商的重任？如果工資集體協商有法律的支撐，情況就會大不相同。工會參與職工工資談判，不僅需要合法地位，而且要得到職工的認可，更需要專業素質、談判的能力。正因為目前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才導致工資集體協商難以真正全面開展，難以使協商工作落到實處。為此，汪蘭潔領銜全體工會系統代表委員呼籲，要解決這一問題，工資集體協商立法勢在必行。

　　工資集體協商要儘快立法，才能打破阻力。這是代表委員們的呼籲，也是廣大職工的心聲。只有積極穩妥推進上海工資集體協商的立法工作，才能在法律的保障下，使勞動關係雙方之間建立一種常態化、制度化、長效化的利益協調機制，推動企業與職工效益共創、利益共享，從而使勞動關係雙方共享成果、和諧發展。我們廣大職工和市民十分贊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