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于春運售票這樣的公共事務,在制度設計時必須優先考慮弱勢群體,只有弱勢群體購票權得到充分保障,我們才能説春運售票安排是公平合理的。換言之,春運安排在公平、效率、成本等方面都要考慮到,不能重視成本和效率,忽視社會公平

　　馮海寧

　　重慶籍農民工黃慶紅致信鐵道部,稱其4次到火車站排隊買票未果,工作人員稱使用網絡或電話購票比排隊快,但對農民工而言,網絡購票比通宵排隊購票更不現實。黃慶紅稱,農民工是春運潮主力,他希望多留一部分火車票到售票窗口(1月5日《重慶晨報》)。

　　儘管鐵道部門為農民工回家做了大量工作,又是開設專門的售票窗口,又是安排農民工團購火車票,還安排農民工專列,但依然與農民工的期待差距很大。比如,火車票10張起才能團購,對少於10人的農民工團體或個體而言,就沒有團購機會；再如,農民工買票機會被網購剝奪,就沒有考慮到現實國情。

　　在筆者看來,造成農民工給鐵道部寫信的客觀原因是運力緊張,但也有不少主觀原因:比如鐵道部門在管理上存在漏洞,在推出網絡購票時,把農民工這個群體“漏”了,沒有意識到部分農民工沒有網上購票的時間、能力和機會。也就是説,把工地上的農民工都想象成了寫字樓裏的白領。而且,在制度設計上也沒有給農民工創造公平的購票機會。按照新的規定,網絡和電話購票的預售期為12天,代售點為10天,車站窗口則僅為5天。這意味著主要票源給了網絡、電話訂票,而只能在代售點或車站窗口購票的農民工顯然缺少公平的購票機會或者説購票權利。

　　這樣的安排似乎基於三點考慮:一是推行網絡購票是與時代接軌,讓網絡購票逐步取代傳統購票；二是網絡購票與實名制結合起來可以減少黃牛倒票；三是借助網絡工具售票既方便了部分乘客,也方便了鐵道部門——相比傳統的售票方式,網絡購票無疑減輕了售票壓力,節省了不少人力物力。

　　但在現實國情背景下,網絡購票並不是適合每一個群體,比如説農民工,本該平等的購票權就有可能被剝奪。顯然,只有當網絡、電話、代售點以及車站窗口同時售票時,農民工才不會吃虧。

　　類似于春運售票這樣的公共事務,在制度設計時必須優先考慮弱勢群體,只有弱勢群體購票權得到充分保障,我們才能説春運售票安排是公平合理的。換言之,春運安排在公平、效率、成本等方面都要考慮到,不能重視成本和效率,忽視社會公平。

　　筆者以為,在春運這個特殊時段,鐵路部門應給每個乘客以公平的購票機會,不管購票者是白領、公務人員還是農民工,讓每一類人群都在公平、透明的環境中購票。我們要意識到,農民工群體不僅需要專門的售票窗口、團購車票、專列,更需要公平的購票機會。在鐵路運力沒有徹底解決之前,在地區經濟不平衡沒有解決之前,給每個乘客以公平的購票機會,這是我們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