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記者 徐輝)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強調,按照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具體情況,實施“五個一批”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發展生産脫貧一批,引導和支持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雙手開創美好明天,立足當地資源,實現就地脫貧。
館陶縣壽東村的村民就正在踐行著總書記的號召。
工作臺上擺放著綠豆、芝麻、黑豆、小麥、各種草籽,身穿富有民族特色的大紅花工作服的李鳳霞,用鑷子夾起一粒黑芝麻,擺放在畫板上,經過粘、貼、拼、雕、合成、裝裱等十幾道工序,通過粘、貼、拼、雕等方法,五穀雜糧變成了一幅象徵著連年有餘的糧畫。
晾幹、裝裱後,這幅作品可以賣到三四百元。
每天,李鳳霞除了照顧孩子,大部分時間就用來製作糧畫了,“家門口就能掙到錢,每月2000多塊錢的收入,還不耽誤照顧孩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但在兩年前,李鳳霞因為要在家帶三個孩子,無法外出打工,一度感嘆“生活看不到什麼希望”。
糧食畫是古老的中華絕技,有著悠久的歷史。館陶糧食畫相傳在清朝末年開始興起創作,是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鳳霞所在的館陶縣壽東村,位於縣城西部,309國道南側,距縣城3公里。這裡曾是邯鄲東部平原縣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窮村,沒有産業基礎、沒有資源優勢,是多年沒有脫貧的省級貧困村。
已經當了16年村黨支部書記的張付仁,對壽東村過去的樣子依然歷歷在目:“188戶、713口人,村民祖祖輩輩靠傳統種植為生。晴天塵土漫天,下雨滿腳泥,一到冬天墻根下坐滿曬太陽的老人,年輕人聚在一起打麻將。”
六年前,館陶縣進行美麗鄉村建設,許多村裏引進了特色産業,壽東村與糧畫企業走到了一起。師獻巧是村裏第一個學習糧畫的,如今她在自家建起了糧畫工作室。“製作一幅30公分大小的糧畫需耗時3到6天,售價約400元。每年增加收入1.5萬左右,加上丈夫在外打工,除了農業收入,每年凈增6萬元家庭收入。”
2014年3月館陶海增糧藝有限公司的入駐壽東村,壽東村提供15畝地算作土地入股,公司出資建設糧畫生産線、研發中心、産品展示大廳、職工休閒娛樂活動區、餐廳等。採取“公司+農戶+基地”的發展模式,由農戶製作糧畫,公司統一包裝出售,産品遠銷加拿大、美國、德國等海外國家。
村貌一下子改變了,跟李鳳霞一樣,全村從事糧畫創作的有80多戶,戶均增收1.5萬元,糧畫成了村民增收的特色産業。
海增糧藝有限公司負責人張海增介紹,隨著糧畫産業的發展,未來將吸收壽東村和周邊村200多名農村“留守婦女”在此就業,實現農民家門口就能致富。
借助糧畫産業,館陶縣將壽東村全力打造成糧畫小鎮,1000多萬元政府投入撬動了3000多萬元社會資本。壽東村對街景路面等進行了整體規劃設計,並以“一門一景、一戶一品,體現靈性、各具特色”為特點,對村內所有民居院落進行了單體規劃設計,讓壽東村從臟亂差的貧困村破繭成蝶。
2015年壽東村獲得中央電視臺評選的“中國十大最美鄉村”,成為河北省依託美麗鄉村打造的首個3A級景區。
2015年國慶長假期間,館陶縣5個特色小鎮共接待國內外遊客14.8萬人,實現旅遊總收入1000余萬元。
今年,館陶縣按照“鄉村風情、城市品質”的目標,在全縣啟動建設了30個壽東模式的美麗鄉村,重點打造黃瓜小鎮翟莊、鵲橋小鎮天河、雜糧小鎮郭辛莊、軸承小鎮馬蘭廠等各具特色、不同品味的小鎮。
館陶縣正在打造越來越多的“壽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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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網消息(記者 高宇婷)1997年7月的一天,艷陽高照,賀蘭山腳下寧夏境內的一片荒漠在烈日的炙烤下格外炎熱。
西吉縣王民鄉紅太村村支書謝興昌分別在寧夏吳忠市紅寺堡、石嘴山市大武口、銀川市鎮北堡轉了一大圈後,來到了這裡。
西吉老家的自然條件惡劣,靠天吃飯、十年九旱。一年好好營生,全家的收入也不過近萬元。謝興昌決定四處看看,把家從生存環境惡劣的南部山區裏搬出去。
這片沙地西側緊靠賀蘭山,距離東邊的黃河有20余公里,而距附近灌溉農田的西幹渠僅有幾公里。謝興昌心想,這塊地要是把黃河水引上來,絕對是塊好地方。
那天,他繼續穿過沙地朝著4公里外的玉泉營開發區農場走去,農場裏種著大片的、足有兩米高的玉米、高粱。謝興昌沒客氣,玉米、高粱各掰了4穗裝了起來,準備回家。
不料當天他被玉泉營開發區的幹部留住了。“幹部説後天有個奠基儀式呢,福建對口幫扶寧夏的,陣勢大的很,我就沒回去。”謝興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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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7月15日,閩寧村正式奠基,這就是福建對口支援寧夏主抓的事情之一——“移民吊莊”工程,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代表福建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發來賀信。
“當時空中不飛鳥、地下不長草、風吹沙子跑。沙漠灘裏沒有人、沒有房子沒有樹、也沒有人改造,成天把風刮著,一年只刮一個風,從西刮到東。”謝興昌告訴總書記。
總書記笑著問,當時條件確實艱苦,那你為什麼敢來呢?
謝興昌説,參加完奠基儀式,他帶著從玉泉營農場掰下來的玉米、高粱回到了西吉老家。搓下糧食後稱了稱,高粱米0.9公斤,玉米0.8公斤。謝興昌告訴村裏的老百姓,你看人家玉米也高,高粱沒用啥長得這麼兇。人家福建都投資著呢,只要黃河水給上來,那也是個好地方。聽完謝興昌的動員,紅太村當年有十戶村民跟著他搬到了閩寧村。
總書記誇讚謝興昌:“這個辦法好,能吸引老百姓,也有啟發意義”。
1997年底,謝興昌帶著全家老小拉著帳篷,搬到了閩寧村。因為當時家裏的條件在老家算好的,不能享受移民優惠政策,但是只要有搬遷意願,都可以在閩寧村落戶。
從西吉縣來的更多移民,看到閩寧村這漫天黃沙的惡劣環境,紛紛回了老家。也有更多的移民從政府花2000元在閩寧村買了地,又紛紛以4000元、5000元、6000元的價格賣了出去。
沒有移民指標的謝興昌和十戶村民,就靠從不願留下的移民手中買的這些地,逐漸安頓下來。“蓋房子最苦。帳篷剛一搭起來沙塵暴起了,一下子就把帳篷揭沒有了,光剩下人,吃的都沒有。”謝興昌回憶,當時水還沒上來,每天靠開三輪車,到外面拉水回來,才慢慢蓋起了房子。
妻子要回老家,謝興昌説不能回去,咱們上來改造呢。不僅謝興昌的妻子當時不理解,謝興昌的哥哥趙文清當時更不理解。哥哥説,你好歹在老家是個幹部,搬上來幹啥。不過趙文清最終也沒抵擋住現實的“誘惑”,于2008年搬遷到閩寧鎮居住。
事實證明,謝興昌的眼光絕佳,在政府的幫助下,閩寧村水、電、路等基礎設施逐步跟上。最關鍵的是,該村緊鄰銀川市轄區南部,交通便利,種點什麼、養點什麼,不僅易成活,銷路也很好。
1998年,搬出來的第一年,謝興昌在閩寧村改造的沙地上種的玉米能産800斤、900斤。“比老家翻了幾番,老家有時候種地,最廣(多)一畝地,收穫300斤、400斤,要是遇水不好,就能收個種子,飽的(種子)還換個篦的。”謝興昌説。
那一年,閩寧村搬上來了300多戶村民,他在全村&&種枸杞。
“最後還在我們家開了個現場會,我説這確實是個好地方,老百姓看了以後種枸杞比種糧食産量還要高。”謝興昌説,最終他當年帶動了50戶村民種植枸杞。
還是那一年,福建省還給閩寧村派來了專家、教授,教移民種植蘑菇等技術。從打棚、制菌、再到挨家挨戶的教技術,直到賣蘑菇的時候專家們才走。據謝興昌回憶,那一年村裏有300棟蘑菇棚,最不行的一年也能收入7000元、8000元。
“我就總結了一句話,搬到閩寧村,只要勤快、不要偷懶、好好幹,絕對是個好地方,絕對是養活人的地方。”謝興昌説。
以前在西吉老家,像謝興昌這樣思路活的村支書,一年好好營生,全家毛收入才剛剛過萬,而98年到了閩寧村的第一年,謝興昌全家的純收入,就已經過萬元了。日子越過越好,多少移民猶豫不決,幾進幾齣,而當年跟著謝興昌搬上來的十戶村民,都安頓了下來,沒有一戶離開。
閩寧村第一批移民謝興昌向記者介紹自己1998年種植的枸杞樹苗。
19年來,謝興昌把土坯房換成磚瓦房,磚瓦房換成板房,板房又變成二層小樓房,房子換了四換,生活也跟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謝興昌住的小院寬敞、整潔,院子裏的桃樹、棗樹長勢喜人,前兩年有人出65萬元買他的小院,謝興昌也沒賣。
聽完謝興昌的故事,總書記對他説:“你是97年上來的,你算咱們閩寧鎮移民搬遷的引路人、是閩寧鎮搬遷脫貧致富的&&人、是閩寧鎮開發建設的見證人。”
翻看總書記日前視察寧夏的相關報道,可找到這樣的信息,在該鎮原隆村村民海富貴家裏,總書記回憶起往事:“1997年我來到這裡,被當地的貧困景象所震撼,下決心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推動福建和寧夏開展對口幫扶。那時,重點實施了‘移民吊莊’工程,讓生活在山大溝深,交通、吃水、就醫極其不便的群眾搬遷到適宜生産生活的地方,建起了閩寧村。20年來,閩寧村發展成了閩寧鎮,看到你們過上了好日子,臉上洋溢著幸福,我感到很欣慰。閩寧鎮探索出了一條康莊大道,我們要把這個寶貴經驗向全國推廣。”
央視網消息(記者 王甲鑄)2015年11月28日,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大貧困地區生態保護修復力度,增加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擴大政策實施範圍,讓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就地轉成護林員等生態保護人員。
陜北吳起,地處毛烏素沙漠南緣,總面積3791.5平方公里,總人口14.3萬人,是當年中央紅軍長征抵達地。長期以來,為了繁衍生息,人們年年倒山種地、漫山放牧,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1997年底,水土流失面積佔全縣土地總面積的97.4%,是黃河中上遊地區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縣份之一。
為改變這一面貌,落實中央“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決定。1998年,吳起縣做出了“封山退耕、植樹種草、舍飼養羊、林牧主導、強農富民”的逆向開發戰略決策,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綠色革命”。
在這場革命中,作為1971年的老黨員,在村裏當過會計、生産隊長,在上世紀90年代就為國家繳納過萬斤糧食的杜修明就是他所在的八岔灣村的&&人。
“退耕還林之前光禿禿的,廣種薄收,老天爺下雨了就收一點,不下雨就沒得收了。”杜修明説。
然而20年之後,因為退耕還林和生態扶貧政策的實施,一切都變的不一樣了。
“上了垴畔(窯頂,陜北方言)喜氣洋洋,回到家裏心情舒暢,站在鹼畔(大門口的平地)面對銀行。”2016年8月中旬,77歲的杜修明這樣總結自己眼下的幸福生活,老漢所説的銀行就是自己眼前的曾經廣種薄收而如今綠意盎然的山地。
“從小就是共産黨把我拉扯大的,我父親從外地要飯來到吳起,給人攬工放羊,30多歲就去世了。解放以後我給生産隊攬羊,才可以吃飽飯,沒有黨,就沒有我,所以説,聽黨的話走黨的路,黨把我喂養大的,上面説退耕還林我&&響應。”
當時群眾都怕退耕還林后土地減少,打不了糧食,對政策有抵觸情緒,這個時候杜修明站了出來。“我聽黨的話,我支持,80畝地退得只剩下30畝。當時我們到志丹縣去學習人家種薄膜玉米,回來就我一個人願意種,結果長勢非常好,這下百姓都看下了,這才都統一退耕還林。”
為了加快退耕還林的速度,杜修明還自己主動掏六萬元、政府補貼六萬元,申請了一台推土機幫村民平整土地,土地畝産量因此大大提高。經過多年的努力,杜修明帶領八岔灣村民在吳起縣率先實現了“山上林帽子、山腰糧袋子、山下草裙子”的生態和農業和諧發展的局面。
“退耕還林之前種80幾畝地,一畝地就打幾十斤,廣種薄收。現在都上千斤了,那陣子我種那麼多地才能收多少?”杜修明總結説,退耕還林就是這個好處,“國家還給補糧補錢,一口人一年補800元,我10口人一年補8000千塊錢,不少了,這個政策不敢説差,那個時候差不多打一萬斤糧就是萬元戶,現在人均一萬元也不算啥。”
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18年來,吳起縣已累計完成退耕還林面積約245萬畝,國家計劃確認面積186萬畝,先後被授予“全國退耕還林試點示範縣”“全國退耕還林先進縣”等榮譽,並被列入了“全國生態文明示範工程試點縣”。
生態監測顯示,退耕還林工程使吳起縣林地面積凈增244.79萬畝,水土流失、生態惡化的狀況得到有效遏制。吳起全縣的林草覆蓋率已由1997年的19.2%提高到目前的62.9%。
實施退耕還林後,農民不僅有了可靠的糧食供給,還剩餘更多的勞動力從事多种經營和副業生産,增加收入。退耕還林錢糧直補到戶政策,調動了農民造林護林的積極性,退耕農戶從工程實施中得到了實惠,有效緩解了貧困加劇的問題,加快了脫貧致富步伐。
2009年,70歲的杜修明又開始&&在村裏種植果園,發展生態經濟,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八岔灣屬於吳起縣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塊,受水源等自然條件的限制,在八岔灣種植蘋果,需要極大的勇氣。杜修明卻説“我們農民不怕窮,就怕生了懶筋,農民麼,就應該勤勤懇懇務農,這樣才能把日子過好。”
如今7年過去,之前的一片片荒地在杜修明的打理下已經成功挂果,並成為吳起縣半乾旱地區發展山地蘋果産業的一面旗幟,去年就實現收入2萬多元,今年預計産值6萬元。
在杜修明的帶動下,兒子杜成才、弟弟杜修義和其他村民們也都開始了種植山地蘋果。如今,八岔灣村民小組所在的郭畔村種植蘋果已經達到了1100多畝。
忙果園的同時,杜修明還養豬養雞。“前年和去年我養了40幾頭豬,今年政府又給我了500個雞仔,我再養著試試看,”杜修明信心滿滿的給記者算賬説,“我一個雞賣40塊錢,我100隻雞賣多少錢?虧不了,就這我一個老漢,一年純收入六、七元萬。”
杜修明不僅是致富&&人,也是吳起縣依託生態建設發展産業脫貧致富的一個生動樣板。
作為吳起縣的一項脫貧産業,目前全縣也正在大力鼓勵引導群眾因地制宜種植蘋果,發展養殖業,在延安市給予補助的基礎上,吳起縣也增加1000元補助。目前全縣新發展像杜修明這樣的山地蘋果9221畝,養雞9.4萬隻,覆蓋貧困人口2862戶7916人。
同時,吳起縣還將生態建設重點面向貧困對象,是貧困戶可以就近就地造林,賺取勞務補貼,去年2000多貧困人口人均僅此收入4500多元。
吳起縣政府向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該縣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達到了3950元,比2014年增加1245元,精準扶貧已取得了階段性工作成效。全縣預計到2018年底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全縣13540人的脫貧任務。
富起來的杜修明説,還是退耕還林好,把生態搞好了,黃風天少了,雨也多了。“以前天旱了就啥也沒了,不下雨老百姓就請神求雨,還是要信共産黨,不要信神。”
央視網消息(記者 何川)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工作發展會議上強調,要在貧困地區實施“五個一批”工程,其中“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的指示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結出碩果:2014年以來,“9+3”免費教育計劃讓一萬多名貧困生走出了大小涼山。
今年19歲的彝族少年加多阿合(以下簡稱阿合)是這一萬多人中的一個,和別的孩子比起來,他的求學路走得更為艱辛。
因病返貧:少年阿合面臨輟學
2015年7月,畢業季。大涼山喜德縣一個半山腰的小村子——甘哈覺莫村裏,阿合一家悲喜交集:18歲的阿合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喜德縣高中,卻即將面臨輟學。
阿合的父親加多木呷今年45歲,坐在火塘前做出不讓阿合上高中的決定後,加多木呷流淚了。這是加多木呷這輩子第二次流淚,第一次是為了給二女兒加多阿幾治病賣了祖屋。
“那年,我大女兒加多伍牛還在讀高中,兩個兒子都小。我之前在工地上出了事故,醫好了以後重體力活就幹不成了。老二加多阿幾初中畢業後決定去廣州打工供姐姐、弟弟讀書,哪曉得她剛過去病就發作了,回家後馬上送到成都華西醫院,人已經昏迷不醒了,我們把祖屋和一半土地賣了三萬多元,才給她把病醫好。賣房的時候,我們一家人抱在一起哭。”
房子賣掉以後,加多木呷向政府求助,煙草公司把村裏的烤煙房挪給他們一家暫住。2013年,大女兒加多伍牛考上了西華大學本科,因病返貧的加多木呷一家的經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等到加多阿合考上高中時,加多木呷只能做出這個讓他傷心的決定了。
重返校園:彝家少年走出大涼山
就在加多阿合面臨輟學的時候,四川省檔案學校給他們一家送來了一個珍貴的入學名額。
四川省檔案學校學生科科長王三剛説:“通過協調,喜德縣將加多阿合列入了“9+3”助學計劃的名單,加多阿合可以在四川省檔案學校就讀學雜費全免,每個月享受國家三百元生活補助,報銷往返車票。同時,由於喜德縣是國家檔案局對口扶貧縣,國家檔案局和社會企業聯合發起的‘授漁計劃’可以給加多阿合一共補助六千元的生活費,加多阿合可以不出一分錢完成三年的中職教育,再選擇就業還是繼續上大學。”
國家檔案局下派幹部、喜德縣縣委常委馮朝暉告訴記者:“在大小涼山地區,很多家庭的教育觀念都比較淡薄,孩子沒有好的學習環境和習慣,學習存在很大的困難,於是産生了“雙困生”這個群體,自律性稍差一點的很容易就走上犯罪道路。我們現在做的事,就是抓住這個處在社會邊緣的群體,把他們拽回來,給他一技之長,斬斷貧困的惡性循環,這正是教育脫貧的真正意義所在。”
馮朝暉告訴記者,喜德縣還針對大涼山農村的家長開辦了農民夜校。2016年8月8日,喜德縣第一所農民夜校在村委會正式開班,這樣的夜校陸續要在每一個貧困村裏辦起來,讓加多木呷這樣的家長認字脫盲,學習種植養殖技術,學會使用現代化電子設備。最重要的是:把心打開,重視孩子的教育,從根子上脫貧。
2015年8月24日,拿到四川省檔案學校通知書的加多阿合背上書包走出大涼山,終於像大姐加多伍牛一樣踏上了改變命運最關鍵的一步。
收穫成長:願學成後反哺故鄉
2016年8月,學校放假,其他同學宅在家中上網的時候,加多阿合已經在河南新鄉的建築工地上幹了一個月了。
“我初中開始寒暑假都出去打工,幫爸爸媽媽減輕負擔。”阿合説,上初中以後,他去過廣州、武漢,什麼苦都吃了,這些經歷讓他更加堅定了讀書才是唯一齣路的念頭。
“這一年下來,我收穫了很多,明白了將來我想要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大學畢業後我要回到大涼山,盡我的所有力量讓我的弟弟、妹妹,讓我們村的孩子都能走出來,把改變命運的機會掌握在自己手裏。”阿合説。在四川省檔案學校一年的學習生活中,阿合以優異的學習成績,成熟穩重的為人贏得了所有老師的認可,當上了班長。
四川省檔案學校校長徐宏説:“截至目前,涼山州一共有389名像加多阿合這樣的孩子到我們學校繼續學業。這些孩子都十分渴望學習,也很勤奮,我們讓內地生和他們結對幫扶共同進步,三年後這些孩子還可以通過對口單招的形式進入大學繼續深造。”
據四川省教育廳“9+3”辦公室有關負責人介紹,截至目前,有33所中職學校承擔四川彝區“9+3”教育任務,共招收彝區學生1萬餘人,越來越多的彝家少年走出大小涼山,掌握改變命運的主動權。
央視網消息(記者 袁育堃)在2015年11月28日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大病保險政策要對貧困人口傾斜,要高度重視革命老區脫貧攻堅工作。
江西省贛州市于都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全縣109.5萬人中有13.5萬人是貧困人口,其中又有3萬多人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如何讓百姓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近年來,革命老區聚焦精準扶貧,始終把健康扶貧作為脫貧攻堅的關鍵一環,充分利用國家衛計委對口支援政策機遇,圍繞“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抓健康扶貧,不斷提升基礎醫療能力、健康衛生水平和全面健康意識。
五道保障線讓百姓“看得起病”
今年56歲的段紹平是于都縣梓山鎮中心村的貧困戶,平時靠在家養殖一些雞鴨和蓮藕維持生計。今年1月,段紹平患上糖尿病並發癥,住院幾天治療費就花好幾萬。“我想到家裏還有幾個孩子要上學,哪有錢來看病,當時就對老婆説這病我不治了。”就在段紹平考慮到患病給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打算放棄就醫時,于都縣計生委的工作人員給他帶來了好消息。
“工作人員拿了一份宣傳手冊告訴我,今年像我這樣的貧困戶看病報銷的比例已經大幅提高了!”據段紹平回憶,當時他並不知道自己具體能報多少,工作人員讓他放下包袱,儘快去醫院接受治療。至6月初,通過積極治療,段紹平的糖尿病並發癥得到治愈並出院,治療費用一共是10.6萬餘元,當他把相關材料提交到服務窗口,5個工作日之後,一筆10萬元的報銷款打到了他的賬戶上。
“我真是沒想到能報下來這麼多錢,政府給了我好好生活下去的信心!”段紹平表示,通過檢查發現身上還有幾顆腎結石,打算再到醫院去做個手術,這樣身子骨能徹底好起來,回去好好賺錢養家。
如何能夠讓貧困群眾獲得高比例的醫療救助?于都縣衛計委愛衛會副主任藍劍鋒告訴記者,于都縣財政專門拿出1000多萬元,為全縣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購買大病醫療補充保險,有新農合、大病保險、商業補充保險、民政救助和“健康暖心”基金救助這5種報銷方式,貧困戶看病就醫經過健康扶貧這“五道保障線”,實際報銷比例從過去的40%-50%提升到現在的90%以上,切實提高了醫療保障水平,多重的報銷補助環節減輕了貧困戶的就醫經濟負擔,提升健康“獲得感”。
三級醫療網絡讓百姓“看得上病”
在距離于都縣20多公里的羅坳鎮大橋村古嶂社區,坐落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坡上,常有的山體滑坡、地勢下沉等地質災害,給當地133戶村民帶來生活上的諸多不便。今年34歲的丁檢生曾就讀于贛南醫學院,大學畢業後他選擇回到家鄉大橋古嶂當一名鄉村醫生。由於大橋村佔地面積廣、人口分散,丁檢生常常要走上幾個小時的山路到村民家中給他們看病。
“有時候對面山頭的人家會直接喊我過去就診,但山與山中間沒有路,需要下山再從另一頭爬上山才能到。”丁檢生回憶,那時候村裏人看病非常不方便,尤其是在夜裏出診。
現如今,當地政府對大橋村古嶂片區實施分期分批整體移民搬遷扶貧,133戶村民住進了一棟棟“小洋房”,小區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逐步完善起來。在新成立的大橋衛生所,記者看到注射室、診療室、藥房、觀察室、值班室等“五室分開”,各類藥品不僅價格便宜,而且種類齊全,丁檢生成了這裡的醫生。
“現在的醫療環境、醫療設備等各方面都煥然一新,村民們走幾步路就能夠到衛生所就診。”丁檢生説,現在他為1389位村民分別建立了電子健康檔案,村民看病買藥的時間都大幅縮短,村民看病再也不用發愁了。據了解,為提升“貧困村”整體健康衛生水平,于都縣做到每個鄉鎮建設1所標準化的衛生院,每個行政村有1個衛生室,2017年將實現357個行政村全覆蓋。
發揮特色品牌讓百姓“看得好病”
在黃麟鄉中心衛生院,院長謝榮生告訴記者,該院把産科作為特色品牌予以重點建設,以群眾滿意作為首要評估指標,設立專門性的孕婦學校、高齡孕産婦諮詢服務窗口、産後康復治療室、新生兒沐浴室,做足做優産前、産中、産後全程保健服務,全年住院分娩量穩定在1000例以上,輻射周邊瑞金、會昌等3個縣7個鄉鎮15萬人口,為廣大民眾提供了實實在在的便利,其他鄉鎮的一些産婦也都紛紛慕名而來。
今年1月7日,在全國衛生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黃麟鄉中心衛生院還榮獲2015年度“百姓滿意的鄉鎮衛生院”稱號。
在利村鄉中心衛生院,衛生院院長曾祥連對自家的特色産品很滿意。“我們有幾名好大夫,技術好,手術創口小,患者當天就可以出院,另外手術費用低,新農合報銷後患者只需自付兩三百元。”
在於都縣衛計委記者了解到,政府鼓勵在鄉鎮中心衛生院重點打造一兩個特色專科,為其他衛生院提供技術支撐。目前,于都縣的6家中心衛生院基本都能開展下腹部手術和少數上腹部手術,鄉鎮衛生院基本能解決內兒婦、骨傷等科的常見病。真正做到“大病不出鎮、小病不出鄉”。
“治未病”健康促進要先行
“從長遠來看,健康促進是根本,如何幫助老百姓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做好疾病預防,不得病最省錢。”于都縣委書記藍捷説,作為全國健康促進示範縣,于都縣政府連續投入資金3億多元,建設體育中心、健康步道、健康主題公園等,營造出全民熱愛健身運動的好氛圍。
近年來,于都縣政府堅持“小財政”辦“大醫療”,逐年不斷增加醫療衛生支出,不讓一個貧困群眾因病在脫貧路上掉隊。這三年新增業務用房18萬㎡、病床1800張,完成了80%的鄉鎮衛生院標準化建設。目前,以縣級醫院為龍頭、鄉鎮衛生院為樞紐、村衛生室為網底的三級網絡得到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