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危機後世界經濟格局必將發生重大演變

2010年05月14日 10:21 中國經濟網我要評論

　　每次國際金融危機都與世界經濟格局變化有內在的邏輯關係。人類總似乎總能從危機中尋找到新的解決方案。無論是美國大蕭條後，建立了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或是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加速了歐元和歐洲經濟同盟的誕生，再或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則改變了傳統的以“雁陣模式”為特徵的東亞區域分工格局，促進了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也將對全球經濟政治格局和發展路徑發生了深遠影響。中國應該充分利用危機帶來的機遇積極推進中國經濟結構的重整。

　　1933年大危機前後的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變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國家經濟步入空前繁榮，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一戰後的高漲繁榮並沒有消除週期性危機的嚴重弊端。隨著世界工業生産能力不斷擴張和産品市場逐漸縮小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爆發了一場席捲全球並且影響深遠的大規模經濟危機。

　　1929年危機持續了4年，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受到沉重打擊，工業生産率下降40%以上，直接損失高達2500億美元。但這並不是危機後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方向。相反，這次危機的結果大大出乎預料，世界經濟力量對比、國際經濟秩序甚至貨幣體系都出現了深刻變化。第一，危機爆發後，美國對生産關係進行了調整，以使其適應社會生産的需要，並最終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第二，德、意、日等國由於內部市場狹小，經濟嚴重依賴外部，經濟競爭力脆弱，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和國際市場的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因此逐漸走上擴軍備戰、以武力奪取國際市場、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第三，與危機幾乎同期，蘇聯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使蘇聯建成了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並從農業國轉變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第四，這次危機使幾乎所有大國都放棄了金本位制度。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探索確立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這標誌著以美國為主導的新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秩序的最終形成。

　　亞洲金融危機與亞太經濟增長格局調整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也是影響當代世界經濟格局的一次大型危機。危機爆發之前，亞洲各國的經濟關係主要基於“雁行模式”的區域分工結構。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和繁榮使東南亞各國忽略了世界大國之間的經濟博弈和貨幣秩序變化可能對其産生的嚴重影響。在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後日元的升值直接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産生。隨後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對美元貶值成為大勢所趨。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附和了美元升值要求，開始推動日元貶值。日美兩國經濟力量和幣值關係變化對於完全融入“雁行模式”，並大量依靠外資、奉行出口主導型經濟和採取固定匯率制度的東南亞國家來説，是十分危險的信號。美元升值使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東南亞各國貨幣具有巨大的貶值壓力。日元貶值則使日本出口商在世界上更具價格優勢，從而削弱了亞洲競爭者的競爭力。這樣，1997年在經濟結構和金融體制不相匹配的東南亞國家最先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危機爆發後，亞太經濟格局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特點。第一，“雁行模式”被打破。所有參與“雁行模式”分工的國家都依次受到危機衝擊。第二，中國經濟受到嚴重考驗，國內首次出現通貨緊縮局面。但是，鋻於良好的發展預期、國內改革的穩步進行以及人民幣對外不貶值承諾，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機遇期。第三，危機也促使東南亞國家加快改革，並加速了東盟區域的經濟一體化、東盟與區外國家的自由貿易區以及東盟成員國與區外國家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建立。第四，為防範未來危機，很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開始大規模積累外匯儲備，但是其貿易條件則呈現持續惡化趨勢，作為製造業産品主要出口者的中國和泛東亞地區貿易條件的大幅度下降，同時其經濟和金融也日益受到美國經濟和美元的束縛。

　　本次全球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增長格局演變趨勢

　　2007年，一場70年來最大的金融危機中止了全球近30年的大景氣週期。從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看，此次危機與1929年大蕭條有不同之處。1929年大蕭條確立了影響至今的世界經濟格局，而這次危機則是對既有世界格局的全新挑戰。目前，國際經濟秩序出現了一些重大調整端倪。第一，危機改變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當前全球化浪潮的推動力，如開放的市場、全球供應鏈、跨國公司及私人所有制等受到嚴重影響，貿易保護主義再度出現，跨國公司向其本國回歸。第二，此次危機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傳導反映出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著嚴重的系統性缺陷，已經無法適應世界經濟的發展新趨勢。因而，很多國家呼籲要創造性地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向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方向完善，從根本上維護全球經濟穩定和保護各國經濟利益。第三，在過去20年，許多新興經濟體開始崛起，並在國際上開始發揮重要作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由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20國集團共同討論危機治理和世界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也反映了世界格局出現的新變化。

　　目前還很難判斷這些新趨勢對國際經濟格局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響。這主要還取決於多方因素。第一，危機持續時間。如果時間較短，世界經濟格局被迫重塑的範圍和可能性將大大降低。第二，美國、日本和歐盟的博弈。美國是一個富有創新力的國家，每次危機都對其是一次歷練和提升。此外，美國還掌控著世界貨幣體系，而歐盟和日本復蘇乏力，特別近期歐洲大陸深受主權債務危機困擾，歐元更是遭受誕生以來前所未有的衝擊，美國成立西方發達國家戰略博弈的勝者。第三，新興經濟體能否真正由國際體系外圍進入內核。這最終還要看其發展思路和內部政策能否真正提升自身競爭力、外部影響力以及提升全球要素配置能力。第四，國際資本和貿易變化方向。由於美國開始積極轉型，第三産業尤其是金融業有所收縮，第一、第二産業重新快速發展，因此全球資本流量和貿易量可能下降，這勢必對大量依靠貿易和國際資本的國家的經濟發展形成某種制約。

　　世界經濟格局調整還將面臨三大挑戰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前世界經濟正處於“轉彎”進行時，世界經濟格局在大調整大變革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積極變化的趨勢，全面復蘇將是一個緩慢而複雜的過程，原有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未來各種不確定性風險正在不斷加大。國際貨幣體系動蕩、貿易結構調整、流動性氾濫、各國公共債務約束以及全球金融發展模式修正等深層次重大問題的解決，都難以在短期內取得實質性進展，後危機時期多極博弈格局的複雜性將使世界經濟重返平穩增長軌道面臨巨大挑戰。

　　第一，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得到有效撼動。儘管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甚高，但是目前暫時還沒有對美元的替代，以多種標準來衡量，美元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貨幣。在全球國際貿易計價、外匯儲備、以及國際金融交易中，使用美元佔比分別為48%、61.3%和83.6%，美元仍是廣泛應用的世界性現金貨幣、近百個經濟體的匯率基準貨幣、主導性的儲備貨幣、匯市交易的主要幣種、以及國際貿易與債市中的主要計價貨幣。

　　第二，全球貿易體系出現貿易保護主義風潮。從過去數十年的發展情況來看，以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為核心的國際貿易體系總體上成功地引導了國際貿易的健康快速發展，並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經濟出於衰退的時候，貿易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特別容易滋生。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所以曠日持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採取了貿易保護措施並引發了歐洲國家的報復，導致國際貿易體系坍塌。而此次貿易保護主義也在惡化升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顯示，2009年全球發起的反傾銷調查預計達230-250起，同比增長11%-20%；發起反補貼調查41起，同比增長高達193%。特別是美國經濟力圖“再實體化”，寄予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緩解貿易赤字(對外)和債務赤字(對內)，因此貿易保護主義必將成為美國制衡以中國為代表的出口型經濟體的最主要工具。如何捍衛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第三，國際債務體系失衡還沒有被徹底打破。全球金融危機不僅是逆差國與順差國，消費國與生産國之間的不平衡，更是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不平衡，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債務經濟才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在債務經濟的循環過程中，一方是美國經常項目持續的鉅額逆差和資源性商品輸出國、新興市場國家日益增長的經常項目盈餘，另一方則是充斥著全世界的美國發行、美元計價的各種金融資産，尤其美國發行的鉅額債券進入到各國官方的外匯儲備和債券市場，為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融資做出了“隱性貢獻”。從未來的趨勢看，美國這種債務循環並沒有發生本質性改變，消費型國家、生産型國家、資源型國家的債務債權鏈條也很難被打破。

　　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轉變下的中國出路與應對之策

　　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出現種種亂像，錯綜複雜的各種力量不斷形成新的衝擊的時候，中國更應做的是通過結構升級把自己的內功練好。

　　首先，通過區域輪動與産業輪動啟動中國經濟增長新週期

　　從經濟週期的動力機制與發展規律看，真正決定經濟週期的是新興技術、産業結構、需求結構特徵、資源結構特徵以及區域經濟模式等根本性因素。如果説過去幾十年中國的高速成長得益於全球分工背景下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那麼未來必須樹立中國經濟的主體意識，依靠中國本土戰略性産業或資源性大産業的內生經濟成長，才是中國實現強國崛起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區域輪動和産業輪動可能是啟動中國新一輪增長的兩條路徑。

　　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個驅動力是工業化、城市化釋放出的巨大的産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生産力能量。由於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資源稟賦、産業結構、區位優勢各異，在經濟規模、發展水平上的互補性發展是其它國家所不具備的比較優勢。那麼在中、東、西、北各區域整合和輪動的過程中，資源配置、産業分工、基礎設施建設、原材料供應、勞動力轉移的規模、範圍都將越來越大,從而形成一系列需求擴大、結構升級、經濟增長的循環，會真正從區域“發展紅利”中獲取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

　　那麼産業輪動的路徑如何選擇？可以説，從製造業到服務業，從一般製造業到高科技先進製造業將是未來我國産業結構變遷的兩大方向。“中國製造”的戰略重點已非過去的加工貿易/輕工業的低端製造，而是佔領裝備製造業、信息技術産業、航空航天等全球戰略産業的高端。因此，産業關聯度高、需求彈性大、資金技術密集的先導産業不僅決定了中國工業拓展的範圍、深度和效率，也必將對啟動新一輪經濟增長，改變世界失衡格局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這裡涉及兩個著力點。第一，整合壯大戰略性大産業。關注關乎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命脈的大産業，構建代表先進生産力的裝備製造業、信息産業、航空航天製造業、物流産業等現代工業體系，這是國家長久立於不敗之地的根基。

　　第二，發展資源性大産業。中國資源豐富，在礦産、農林、海洋、生態等多個方面具有優勢。要堅持以“資源換産業”、以“資源興産業”的發展理念，積極重組大企業集團，深度開發和利用各地具有優勢的資源，延長産業鏈，培育自主品牌，提高附加值，實現資源優勢向産業優勢和經濟優勢轉化。

　　此外，虛擬經濟的應對，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穩步推進與謀劃。

　　首先，金融危機可能提前催生兩大基礎(理論和估值)體系的構建。要敢於挑戰西方經典理論。“強大的經濟一定要有一個強大而科學的經濟理論的支持。中國在大國崛起中，需要建立自己的經濟學和金融學體系，要符合中國國情，不能盲從。另外就是必須建立中國自己的、科學有效的資本/資産估值定價體系，以及産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合理定價機制，這樣不僅能夠避免價值虛高和估值不足，發揮資本/資産價格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避免經濟發展過多地受到國際定價體系和價值體系的牽制。

　　其次，優化金融體系結構，促進金融轉型。應該説，中國要成為金融大國、金融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近年來中國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國內金融機構從資本充足率、治理結構、盈利水平等方面看，都較過去有了較大提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金融總體還處於金融潛化階段，金融體系資本利用效率不高，金融機構競爭力弱，缺乏金融資産的科學定價體系和機制等，制約中國金融的發展。那麼，必須協調好金融大國所需要的制度和環境，規避對製造大國和貿易大國的競爭優勢可能産生的負面影響，既要重實體，也要重金融。當前，可以因勢利導推動金融體系由間接融資主導向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並舉的結構性轉型；金融類型由一般商業金融向商業金融、能源金融、農業金融、創業金融等政策性金融並舉的三大轉型，這些都是推進中國金融深化的發展方向。

　　再次，借助金融危機的契機，加快中國資本的全球化戰略佈局。中國資本要在全球失衡中尋求破局，變“危”為“機”，積極展開包括産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在內的“中國資本”的全球化配置，我認為這不僅是破除中國在全球貿易分工體系與金融分工體系中處於劣勢的關鍵抉擇，更是提高資本投入産出效率，推進經濟增長向集約化轉型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中國還沒有經歷全面的産業並購，要通過金融資本與産業資本的進一步融合，推動産業並購和結構升級，對外並購將重構中國産業效益，也能減小外部需求萎縮給經濟增長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為推進工業化進程積累戰略資源的儲備，建立穩定的供給機制和定價機制。

　　最後，提升人民幣的全球影響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國資本“走出去”需要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同步跟進。中國資本“走出去”這一全球戰略安排，將大大增加境外對人民幣的需求，也是人民幣獲得更多國際金融市場份額的契機。近期央行正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國際金融市場分析小組4月2日發佈的《2009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透露：央行正在研究推動將試點項目由貨物貿易擴大至服務貿易。隨著試點政策知曉度的提升，企業參與積極性的增強，企業對於服務貿易採用人民幣結算的需求也日益突出，有必要將人民幣試點由貨物貿易擴大至服務貿易。此外，央行還醞釀建立境外人民幣投融資渠道，一是在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開放境內一部分人民幣市場給境外合作的主體，這也是為了境外主體獲得人民幣和運用人民幣的渠道。二是借助現在QFII管道讓境外人民幣回流國內。三是推進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境外人民幣資金投資境內債券市場等，真正擴大人民幣在國際上的流通。

　　後金融危機時期影響中國經濟的各種積極變化和不利影響此長彼消，短期矛盾和長期挑戰相互交織，外部壓力增加將使內部結構調整趨於複雜化，這決定了中國發展模式必須是開放的，中國應當更加自警自檢，如實估量自己，謹行審思，需要因時而動、因勢利導做好模式的優化與調整，既促進順勢的發展，又顯示逆勢的承受力，相信中國發展模式與格局也能夠“與時俱進”在更加複雜嚴峻的挑戰中煥發出更大的活力。

　　（作者係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後）

責編：龐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