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劇震 廣東突圍

2010年01月28日 13:08  《南方日報》 我要評論

□ 在“洗牌”過程中,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拿到那張最好的“牌”。

  □ 機會猶如“小偷”,來的時候悄無聲息,去的時候讓你後悔莫及。

  10天后,第三屆G20峰會就要在美國匹茲堡召開。會議的主題仍舊將圍繞糾正過去世界經濟失衡的發展格局,並探索下一輪健康有序的世界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模式。

  過去一年各國不惜血本,紛紛出手救市。一年來,危機的影響遠未過去,各方對經濟的前景還是有很多分歧,世界經濟將以何種姿勢走出困境仍未有定論。

  不過,就在世界經濟出現回暖跡象前夜,曾成功預測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克魯格曼專程來到廣東提醒:“每一個經濟體都可以在適應大變革中找到新的發展道路。”

  金融危機一週年世界經濟格局從一元變為多元

  新月經濟帶中國力量能否綻放?

  倫敦舉行的G20峰會前夕,美國《新聞週刊》曾出過一期特刊,主題是“WRITINGTHERULESFORANEWWORLD”,即“為新世界書寫規則”。特刊第一頁講的是中國空調生産企業,第二頁則是印度的一個紡織廠。這種排布暗示著一種語境:全世界的經濟勢力正在朝新興市場國家轉移,特別是所謂的金磚四國,並且因為俄羅斯跟巴西受到危機影響比較大,中國和印度的作用和位置更加凸顯出來。

  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帶來了兩個結果:一是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西方市場萬能論受到顛覆,國際體系開始多元化;二是全球發展模式將發生根本性改變,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在尋找經濟增長的突破口。

  雖然世界力量如何重組,技術的突破口在哪,尚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機會來了!

  回想過去一年多時間裏世界經濟發生的一系列變局,可謂觸目驚心:雷曼兄弟倒閉,美林公司、AIG告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接受美聯儲監管。用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自己的話説,“這場由次貸引起的金融危機是百年不遇的大災難”。

  果不其然。很快,金融震蕩就涉及了實體經濟,導致很多實體經濟的企業資産狀況惡化,利潤下降,甚至關門倒閉,失業率開始上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08年10月9日發表半年度《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宣佈,美國經濟事實上可能已經陷入了衰退,全球經濟也正在面臨七十年來最危險的經濟危機。直到今天,危機的影響仍在持續。

  以至於,新加坡《聯合早報》在去年下半年時發表了著名國際問題學者龐中英的文章指出,金融危機下破産的何止華爾街,這次金融危機,是市場萬能論或者市場是硬道理的經濟原教旨主義的危機。

  作為破解之策,《紐約時報》今年4月1日評論指出,金融危機的爆發證明“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全球秩序框架必須重建,重建全球秩序必須認識到新的國際體系必須是多極化的、多樣性的、全球性的。

  年初在倫敦召開的G20峰會就是最好的證明。它的關注範圍突破了政界、金融界,甚至普及到實業界、普羅大眾。對於G20峰會的成果,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標準普爾、納斯達克、國際油價均作出了積極反應。G20峰會的重大意義,在於發達國家第一次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請進會場來共同探討全球經濟和金融問題,甚至被稱為“對世界經濟復蘇具有決定性作用”。

  “今天,正是那些責難過、袖手旁觀亞洲金融危機的力量,急不可耐地強調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龐中英這番話的景象越來越明顯。較早前,有人在深夜從太空給地球拍了一幅照片。從圖片上看,有一個經濟帶非常耀眼,包括了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東北亞,因此圖片被命名為“亞洲的夜晚”。

  廣東本土經濟學家、廣東省社科院院長梁桂全敏銳地判斷:“亞洲的夜晚”標誌著一個“太平洋西岸新月形經濟帶”正在崛起,“我認為30年後在‘新月形經濟帶’裏面,將會産生40萬億美元的GDP”。

  新興經濟的蓬勃發展確實正在成為金融危機後改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重大力量。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經濟所佔的比重正在越來越大,目前已經佔到40%,或許很快將超過50%。中國經濟也被預測將在今年底超過日本總量,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最近出版的美國《財富》雜誌用了這樣一個公式來形容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影響力——“中國石化+中國工商銀行=埃克森美孚+微軟+盧森堡全國的GDP”。

  全球總需求萎縮考驗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

  失去訂單 世界工廠怎麼辦?

  再過10天,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發起的首例特保調查案將正式生效,將對從中國進口的輪胎實施懲罰性關稅,即在4%的原有關稅基礎上,在今後三年分別加徵35%、30%和25%的附加關稅。在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困難的時期,奧巴馬政府敢於下狠手,等同於向世界發出了縱容貿易保護主義的錯誤信號,被媒體點評為“帶了個壞頭”。

  奧巴馬決定對中國輪胎實施特保證明,令人擔憂中的“狼”——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真的來了。

  這也是給製造業敲響了警鐘,這類事件今後可能不是個案。説得更明白些,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變革正在倒逼中國發展模式的根本性調整。

  “國際金融危機最直接影響的就是貿易,過去靠出口強勁增長來提供就業機會,來支持經濟增長的模式將一去不復返了。”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直率地説,如果中國繼續實行鼓勵出口的政策,我們將會遇到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這將影響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

  為什麼這麼説?

  最直接的原因是,全球總需求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正在下降。上世紀90年代始,全球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美國的負債消費。一方面,美國的負債消費帶動了其他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通過出口積累的外匯儲備通過資本市場回流美國,支撐著美國的負債消費。

  然而,今年5月13日克魯格曼到訪廣東。在與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交談中,克魯格曼肯定地説,美國消費黃金時期已經過去,美國人開始重視儲蓄,並將轉而更多地依靠國內生産滿足消費需求。

  危機後的美國家庭確實提高了儲蓄率。麥肯錫預計,在過去的幾個月裏,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3個百分點導致私人消費減少了6500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於中美間近兩年的貿易總額之和。

  曾對“東方不亮西方亮”抱有奢望的世界重要製造基地一年實踐發現,市場多元化的道路很難,緊隨美國之後,德國、日本的市場也急劇萎縮。上個月,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甚至迫切地告訴世界工廠:“有些訂單消失了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了。”

  進而,全球總需求的萎縮對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造成衝擊,且最為直接、最為嚴重。

  怎麼辦?

  摩根士丹利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在他的新作《下一個亞洲——新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中強調,亞洲國家當務之急應是轉變以往過度依賴貿易出口和投資的增長模式,向消費驅動型轉變。克魯格曼則進一步指出,每一個經濟體都將在適應大變革中找到新的發展道路。

  什麼是新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就是要“改變曾經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説。

  就在本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博文中疾呼要“保持冷靜的頭腦”認識中國模式面臨的巨大挑戰,“只有看到隱藏在中國發展模式的諸多問題時,只有當找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時,這個模式才可以持續,中國也才會真正崛起”。

  對於模式之危的感知,最早當屬珠三角製造業,在2008年上半年,個別工廠甚至遭遇滅頂之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曾一針見血地點出,這種現象背後其實是世界經濟發展模式在轉變,“它們遷移也是一種結構的升級”。

  事實上,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在中國十七大前後已經被明確提出,金融危機只是為這個戰略轉變踢上“臨門一腳”。

  內生的轉變背後將引發中國企業質的飛躍。“以金融危機為分水嶺,部分中國企業實現跨國化,開始轉變為跨國公司,這給中國的企業帶來更多機遇和挑戰”,樊綱提出。與這個觀點類似的理論是,中國在轉變發展模式的同時,也應該調整外匯處理模式,新的貿易順差的外匯資金應該直接轉換為對外投資或者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總理溫家寶也強調了政策長遠性,提出“中國將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內需為主”,要“把科技創新作為重要支撐”等。

  期待中的新技術和第五次國際産業轉移

  後危機時代誰先承接先知資本?

  “股神”巴菲特在中國的投資如有神助。根據前日一則新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公司(BerkshireHathaway)在去年金融風暴發生後投資的比亞迪讓他一年間賬面獲利13億美元。波克夏旗下的中美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Energy),一年前投資生産油電混合車與電動車和電池的比亞迪公司,當時正值雷曼兄弟銀行倒閉後一週,此後比亞迪股價暴漲近七倍。巴菲特的這次投資再度把投資人的目光聚焦至中國,聚焦在深圳。

  上周在大連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記者竟然看到了一位由南中國而來的地方官員的身影:佛山市市長陳雲賢。對於參會目的,陳雲賢坦言,就是為了在危機時代探討一些新的理念來確立下一步佛山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

  這不是陳雲賢一個人的做法。後危機時代,全球各個經濟區域都必須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作出戰略性選擇。

  簡而言之,就是未來用什麼樣的突破性的舉動或者大力發展什麼樣的産業來拉動經濟?

  冰島的服務業比重是世界各國中最高的,為90%,另外10%是捕魚。國家破産以後,冰島總理在電視講話中説,我們還是多去捕一點魚吧。此言雖略帶冷幽默色彩,但卻表明,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正在回歸實業。

  “每輪經濟週期一定會出現一個新的技術革命,一定會出現一個新的主導産業,經濟主要發動機要重新啟動。”何帆把新的産業突破口視為全球經濟復蘇的標誌。回顧歷史,很多家喻戶曉的名字都是從經濟危機中崛起,通用電氣在1976年誕生,聯邦快遞則是在石油危機中崛起的,美國以IT帶動技術革命,如今手機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固話。

  在這個話題上,世界各國都開始轉向一個宏大的産業命題:新能源。這次美國政府在金融危機前後換屆,美國奧巴馬政府最重大的戰略性選擇或者是戰略性突破就是拿出能源新政的法寶。

  對於世界産業是否已經找到新的突破口,北京環境交易所董事長熊焰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辛向陽分屬兩派:前者認為這輪以新能源為代表的産業革命實際上是一輪真正意義的技術引領的産業性革命;後者則表示,發達國家選中的比如新能源、環保、新材料、生物工程,從近期來説還不可能成為主導産業。

  不過,正是各國把産業結構調整升級作為應對危機的重要舉措,有人判斷,第五次産業結構調整升級以及國際性轉移的序幕已經拉開。上世紀80年代後期第四次國際産業轉移,幫助當時的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成為國際産業轉移的主戰場並躍升為世界製造業大國。

  面對正在迎面撲來的第五次國際産業轉移,國際上已經有一些反應迅速的新興經濟體開始動手了。它們的判斷是,在後危機時代,經濟觸底使得整個世界經濟獲取了一個暫時的平穩的態勢,産業資本出於新的區域戰略和産業方向的考慮,有人認為,美國資本會流向歐洲,更有人認為,歐美的資本會流向“金磚”們。

  所以,現在可能是中國承接産業轉移最好的時機。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把中國經濟復蘇分為政府投入期和資本活躍期兩個階段。他認為,從今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將進入復蘇的第二階段,“春江水暖鴨先知”,對市場最為敏感的産業資本將蠢蠢欲動。

  深圳松禾資本創始合夥人羅飛的實戰感知印證了姚景源的推斷。他告訴記者,現在創投市場表現正恢復活躍,新能源産業“將迎來5-10年的黃金髮展期”。他還看好現代農業和生命科學行業的投資機會,傳統産業優秀企業和新服務領域的企業也包括其中。

  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李樸民則更看重國際産業分工調整所帶來的機會。他認為,第五輪國際産業大轉移中,隨著製造業跨國化,産業轉移的服務化特徵日趨明顯;同時發達國家不僅將高新技術産業加工組裝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且會將配套零部件生産、物流、營銷、研發外移。

  (謝思佳 楊興鋒 王春芙 郭亦樂 郎國華 姜玉龍 劉江濤)

責編:曹樹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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