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一個民間論壇能夠如達沃斯論壇一樣擁有世界性的吸引力,這是施瓦布的功績,是瑞士的勝利。2010年已然開局,一年一度的達沃斯論壇照例在1月舉行,照例吸引了大量的企業領袖、國際政要及媒體領袖等參會。1月的達沃斯或許仍如往年般被白雪覆蓋,但議題在變,與會者中,也許會有許多新的面孔出現。

　　我們很難説,這是一次後危機時期全球性的各類領導人會議。原因在於,世界經濟究竟有沒有真正走出那場瀰漫于全球的金融危機,尚未有定論。樂觀者或認為世界經濟已經走過了一個黑暗的階段,但悲觀者可能覺得世界其實仍處於危機中,至少復蘇本身顯得十分脆弱。如果撇開這樣的爭論,則會發現,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基本就是G20峰會及哥本哈根會議的延伸與繼續。

　　本屆年會的主題,確定為“改善世界狀況:重思、重設和重建”。從全球文明進步的漫長進程觀之,“改善世界狀況”是一個帶有永恒色彩的議題,也永遠充滿誘惑性。具體來看,本屆年會的議題豐富,卻也沒有出人意料之處。2500多名與會領導人將討論全球面臨的各種緊迫性問題,包括經濟形勢、氣候談判和如何改進國際合作體制等,當然,也會談及海地震後的重建。

　　這是一個遠不完美的世界。經濟領域明顯存在失衡、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仍在不斷拉大、全球氣候變暖背後的利益博弈十分激烈(這直接導致哥本哈根會議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國際公共産品的提供不足以滿足實際需求、國家(地區)間的合作機制並不完善。有些時候,儘管“地球村”的“村民”們都能夠意識到彼此合作對於共度危機及求取共贏十分重要,但實際的舉措卻可能偏離原先的目標——貿易保護主義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

　　借用英國學者拉斯基一本著作的名字——《我們時代的難題》,可以看出,近年來歷屆世界經濟論壇的核心議題,都聚焦了當前這個時代的難題,今年也不例外。世界經濟論壇的組織們或認為,世界的總體經濟形勢、氣候談判的發展,以及國際合作體制的改進等,都是迫切的難題,也是核心的難題。解決這些難題,是改善這個世界基礎性的任務與使命。

　　關鍵點恐怕在於,如何去重思、重設和重建？比之海地震後重建這樣的具體問題,諸如氣候談判與博弈及改善世界政經秩序等,明顯要困難許多。當然,這不是説,海地震後重建作為一個緊迫性的題目,容易得到化解。最近,國際媒體已開始討論海地與中國汶川震後出現的不同情景,其中反映出的,還是對海地未來命運的憂戚。這意味著,即便是一個目標清晰、思路也不繁雜的議題,其解決過程同樣充滿困難。

　　在某種意義上,重思比重設和重建更為重要。比如,一場瀰漫于全球、深刻影響現實世界的金融危機,首先是一場價值危機。當一些國際媒體刻意將危機的源頭引向中國,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戰略導致了危機的發生時,解決問題的努力很容易成為一種徒然。原因在於,如果人們罔顧金融危機源頭在華爾街,是股東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的內在缺陷所致這樣的事實,那麼後面糾錯的努力,便會顯得蒼白而無力。

　　重思的含義之一是反思。在一個全球政經秩序不斷發生變化的世界裏,在世界走向平坦抑或仍不平坦的爭論中,需要重思來形成新的共識,並將共識轉化為實踐。很多政治家一邊高呼著國際合作的口號,一邊在各種壓力的脅迫下,所作所為卻與強化合作背道而馳。如此,改善世界狀況可能成為一個美好的願景,但止于願景,難以變成真正的現實。

　　很明顯,一兩個國家或大國集團不可能解決全球的問題,多極化和多邊主義是大勢所趨,這個共識已少有爭議。傳統意義上的G7不行,國際輿論製造出來的中美G2概念,也不行。“地球村”的事情,需要全體“村民”的努力。不過,在現實當中,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仍不鮮見。在各自責任的擔當上,一些“村民”未能體現出相匹配的態度,這一點,在哥本哈根有清晰的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有些時候被人為擱置起來。

　　無疑,重建世界政經秩序,也是改善世界狀況的必由之路。在金融危機深刻影響現實世界的背景下,推動改革國際金融機構與重建國際金融秩序的訴求,理應有更多的傾聽者和實踐者。當然,國際機構的重建不僅于金融領域,國際貿易、政治機構的改革方面,有相似的任務。

責編：龐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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