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電子廠，在珠江三角洲，這樣的工廠有千千萬萬。每年春節前後，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就會像候鳥一般，在這裡和各自的家鄉之間往來遷徙。今年21歲的張婷婷來自湖北農村，四年前她就遠離家鄉來到這片陌生的土地。

張婷婷深圳市聯創集團員工：因為家裏條件不好，然後我爸媽身體也不好，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就出來打工了。

深圳四年的打工經歷，張婷婷的身上很難再找到傳統印象中農村女孩的感覺，和她一樣，許許多多年青人沿著一條鄉村到城市的路，告別了故鄉的泥土，來到城市這緊張忙碌的流水線，他們羨慕和為之奮鬥的生活，已經成了他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楊奎深圳市聯創集團員工：家裏感覺沒有什麼發展的空間，在農村也不想面朝黃土背朝天，就想出來找一下機會。

羅冰深圳市聯創集團員工：總要自己出來闖，總要有自己的生活，是不是？

這些20歲左右從農村來的年青人，很多幾乎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産，在他們的眼裏，父輩在土地上辛勤勞作的背影越來越模糊，也許他們並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屬於故鄉還是身處的這個城市。而對於全國2億多的農民工這個群體來説，這條從鄉村到城市的路已經走了二十多年，從無到有，由窄到寬，而且還在不斷向前延伸……

這裡是重慶市巴南區的惠民返鄉創業園，53歲的曹成榮是一家廢舊金屬加工企業的董事長，2008年，他的企業營業收入達到3億元，躋身重慶市民營企業100強之列。然而40年前，同樣是在這塊土地上，曹成榮卻在為怎樣填飽肚子發愁。

曹成榮重慶眾強有色金屬有限公司董事長：在生産隊上班，給我們三個工分的工資，總分是十個工分，只給你三分，我們的勞動日一天十分滿分得八分錢，你天天干，你還倒補糧食款，要倒補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為加速實現工業化，實行了農産品“統購統銷”的政策，採取提高工業品價格、壓低農産品價格的辦法，解決工業化的資金積累問題。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頒布實施，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以戶籍制度為基礎，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兩種差別待遇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開始形成。

曹成榮：居民國家供應的有糧票，農民沒有，這是起碼的，城鎮戶口有油票，以前有布票，各種票都是國家給你供應的，叫低價，買什麼都低價，農民沒有這些你就去買高價，你要穿布要買布票，要到城裏去吃飯要糧票。

韓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在戶籍制度下其實農民就像棋盤上的一顆棋子，他沒有流動的活性也沒有流動的權利。

那時的鄉村和城市就像一條鐵道的兩根鋼軌，很少有接觸的機會。對農民來説，城市生活就是一種高不可攀的生活。

曹成榮：農村人，你始終那個時候想的話，你是什麼蟲就鑽什麼木，你莫去想高攀，那個時候説實在話，城裏人，他有工資，天干水旱都不怕的，農村人反正天干了你就要挨餓，就這樣子，很簡單。

因為農民沒有糧票，到城裏去吃不上飯，學過幾年泥瓦活的曹成榮從1973年開始到周邊的城鎮去幹點修理房屋的活，但他必須先到生産隊開證明，有了這個證明，才有勞動指標，有了勞動指標，他才能拿到配給的糧票。所以，在曹成榮的印象中，那時候這個證明比什麼都更重要。

曹成榮：隨時隨地要揣在包包，要來問的，清查的，好，你就要把這個證明拿出來，拿不出來，就要趕你走，你叫不合法的，沒有合法手續的。

當時跟曹成榮一起幹活的工人中，有的因為是城市戶口，屬於招工進去的正式工，他們的收入不僅要比曹成榮高，而且穩定得多。

曹成榮：正式工高得多，正式工做不做，一天打一頭不上班，他都能拿到工資，是好多錢一個月，它是月薪制，糧票這些什麼都不管。

在那個年代，中國還沒有農民工這個概念，只有正式工和臨時工，正式工必須是城市戶口，而農民只能是臨時工。

接下來的歲月，曹成榮憑著自己勤勞的雙手，從泥瓦工做起，到開始承包小的建築工程，事業和生活逐漸有了起色，但是對於未來，曹成榮依然沒有更多的奢望，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一樣的待遇。

這個正在工地上指揮大家幹活的人名叫康厚明，他是首批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之一，這也成了中國重視農民工問題的一個象徵。

因為家裏兄弟姐妹多，生活窮困，1978年，康厚明從重慶市永川縣農村的家鄉走出來，跟著幾個叔叔到縣城打點零工。

康厚明重慶市城建控股（集團）員工：招工對我們農民工出來沒有可能，不可能招為正式工也不可能招為合同工，來了就是給他們搞點建築，或者做點臟的累的這種活。

1984年，康厚明帶著打工攢下的4000多塊錢回老家結婚。就在這一年的10月，國務院頒布《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入縣鎮。從1958年實行的禁止農民進城務工的規定，第一次出現了鬆動，外出打工的農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萬。對於這個突然大量增加的人群，學術界首先提出了“農民工”的稱謂，並且逐漸被全社會廣泛使用。在這之前，康厚明的記憶裏卻並非如此。

康厚明：以前那個市民説對農民的看法，因為他想一些比較低級的詞或者説名詞來代替我們農民工，他就説，比如説，説盲流還比較好，他沒有説你傻子可以了，或者想一些下等的詞語來代替我們的身份。

由“盲流”改為“農民工”，進城務工農民在稱謂上得到了平等的對待，然而社會對他們的眼光卻沒有多大變化。即便這樣，由於農業生産的收益不斷下降，從1988年開始，越來越多農民工涌入城市。而當時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所有的公共部門都是只管城市不管農村，大規模農村人口進城所帶來的各種需求，使得各個部門的財政壓力空前加大，所以，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進城的農民還是不被鼓勵的。

馬曉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80年代中期以後，農村勞動力進入東南沿海，進入城市以後，他沒有任何福利，就是低工資，10年工資不變，勞動保障什麼都沒有。就是説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可以説是叫赤裸裸地為國家工業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1992年，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東南沿海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涌現，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支撐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高速增長。與此同時推進的糧食購銷體制改革、農副産品完全放開等等改革措施，使得農民進城徹底告別了依靠票證才能生存的狀態，一輪更大規模的農民進城高峰從那時起一直延續到現在。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行動之一，上億的農民放棄了傳統的農村生活，來到城市尋找致富的機會。面對洶湧而來的民工潮，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的中國是否做好了準備？

1997年，康厚明離開家鄉重慶，在親戚的幫助下，他在廣東省東莞市的一家工廠找到一份工作。

康厚明：因為那個地方比較開放一些，很多人都希望到那裏去打工，好像那裏，那個時候很好找錢，比家鄉好，然後我也跟著他們去了，去了的時候由於早先聯絡好了，聯絡好了去就上班，那裏打工比起在家鄉的經濟收入要多一些。

收入增加了，康厚明卻很難高興起來，他很想把妻子和10歲的兒子接到廣東去，好照顧他們，但是，這個願望最終沒能實現。

康厚明：當時那邊打工，自己能找到工作就不錯了，還有一個你自己去的話都是住集體宿舍，住宿是很不方便的，生活就是職工食堂，不可能你要帶老婆或者帶兒子是不可能的，要這樣的話老闆肯定不要你。

因為很難解決一家三口在廣東的住宿問題，再加上正在讀書的兒子無法進入當地的學校上學。第二年，康厚明回到重慶在城建系統當了一名臨時工，參與道路、橋梁等市政工程的施工。

康厚明離開廣東，選擇了和家人團聚，然而有更多的農民工從全國各地拋妻別子來到這裡。差不多在康厚明返回重慶的時候，一個叫張全收的河南農民來到深圳，這已是他第二次來這裡打工。

張全收深圳市全順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在90年代的時候，你看農民工來到這兒，一是工資待遇也很低，加班都是兩點，三點，甚至通宵，拿了一點工資。

張全收和所有的農民工一樣，願意承擔所有的困難，目的非常簡單，就是為了多掙點錢，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只要能夠不回農村去就行。

張全收：上學的時候就想著將來長大以後要出來到哪個城市去開個小餐館，當個小老闆，還是將來有了錢之後在城市生活，覺得比農村好多了，小的時候有這個願望。

早在1993年，張全收借了25塊錢就隻身來到深圳，開餐廳、跑客運……換了不少工作，到了1999年，張全收好不容易積攢了一些資金，他開辦了一個玩具加工廠。幾年下來，錢沒賺到多少，但是他發現了一個現象。

張全收：很多企業它都是季節性的，沒有定單它不招工人，招工人要養他，要花費很大的代價，有定單了之後，它又招不到工人，定單做完了之後，它又把工人趕出去。

深圳很多中小企業都是從事外貿加工，訂單來了找工人幹活，沒有訂單的時候又趕工人走。這潮漲潮落的規律誰也掌握不準。經常是這個加工廠沒活幹，那個廠卻等著要人。大家都清楚這種情況，沒有人把它當回事，但張全收覺得這裡面大有文章可做，他開始有意地多招收一些工人，不僅滿足自己的用工需求，還有償借給別的加工廠用。

張全收：我們合作的廠家比較多，你玩具廠沒有定單了，我就可以到文具廠，電子廠，其他廠，鞋廠都可以去，等到你有定單了，你是我的合作夥伴，我一個廠給你拉出來30個工人，10個廠就可以給你拉出來300個工人，這樣你説是不是給企業帶來了方便？

但是，情況並沒有張全收想像得那麼樂觀，因為隨意辭退農民工的現象還很普遍，加工廠沒必要跟他合作。不過，很快社會大環境開始有所改變。2004年，珠三角地區出現“民工荒”，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供需市場第一次出現逆轉跡象。張全收乾脆關了玩具廠，成立了勞務派遣公司。他手下的工人數量由幾百人、幾千人逐漸增加到上萬人。他調兵遣將，哪個廠要人，他就調人過去，這個廠幹完了，就調到另外一個廠。廠方接收張全收的工人，要支付比正常工資更多的費用，來換取用工的方便和無風險。

這以後，張全收的勞務派遣市場一年比一年好，他從河南老家招收了大量的農民工，同時，他也向這些河南老鄉做出承諾。

張全收：我們有一個口號，包年薪，一年包你掙多少，包月薪，每個月讓你拿多少，沒有活幹也照樣發工資，重大疾病，意外傷害實行全包，發現問題，及時處理，我們這個保全模式就是這樣出來了。

“保全模式”是一些專家給起的名，張全收創造性地把許許多多分散的、單個的農民工集中起來，解決就業、維護權益的做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肯定。

張全收：有什麼事我們有代表可以去談判，你企業再不講理，我們有員工代表可以到政府部門，可以給你討一個公道，單個的人肯定的，你出來打工你會受到很大的委屈。

張全收陸續解決了將近30萬河南籍農民工的就業，最多的時候同時擁有2萬多人。企業老闆欠薪逃跑，他自己拿錢發工資；金融危機導致企業破産，工人沒有活幹，他仍然免費提供吃住，每天還發40塊錢的生活費。因此，張全收也得了個外號叫“農民工司令”，2008年，他被選為河南省的全國人大代表。

2008年3月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45歲的康厚明成了各大媒體追逐的對象。作為全國2億多農民工的代言人，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提的建議全都跟農民工有關。

康厚明：我覺得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非常重要的，因為以前跟我一起帶我出來打工的叔叔們，他們已經退休了，他們退休現在的日子很難過，他們原因就是沒有養老保險。我就針對這個問題提了一點建議。

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城鄉統籌”，並且把“城鄉二元結構”這個體制問題寫進了文件，對農民工的關注從改善勞動條件，不拖欠工資等上升到社會保障、子女就學、進城落戶等深層次的問題。2004年的一號文件正式提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産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次肯定了農民工對城市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由於原有制度的不足，缺少針對農民工特點的考慮，以社會保障為例，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外出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不到兩千四百萬人，僅佔在城鎮就業農民工的百分之十幾。

韓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你比如説現在廣東，農民工參加了當地的城鎮基本養老保險，但是他就打三年工，他到第四年回到老家的話，他帶不走，帶不走他就只能退保，退保的話只能夠退他個人繳納的部分，那麼企業給他繳納的這一塊實際上就沉澱在廣東當地了。

康厚明：在廣東打工退保的就有上千萬人，這筆費用是多少錢啊，對農民工是非常大的一個損失。

因為不能轉移，許多農民工無奈地選擇了退保，捨棄了原本屬於他們的權益。在社會各界的關注下，這個問題得到了各級政府的重視，正在逐步得到解決。

馬曉河：各種社會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接續是下一步需要改的，國家現在最近正在出這個方案，就是説農民在北京、在重慶、在深圳我到哪去我都可以帶著我的保險去轉移接續，沒有任何制度障礙，沒有任何成本。

2007年7月，重慶市剛被批准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不到一個月，就在全國率先為農民工“量身定做”社會保險制度。實行單位費率10%，個人費率5%，分別比城鎮基本養老保險低10個百分點和3個百分點，其中14個百分點計入農民工的個人賬戶，在重慶市內可以轉移帶走，從制度上解決了轉移接續問題。同時，重慶還建立了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制度，農民工自己每個月繳5元，每年最高可以報銷23萬元，待遇水平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基本接近。

徐強重慶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辦公室副主任：農民工就佔了我們重慶農村勞動人口的52.2%，如何來解決他的社會保障，他的穩定的生活和一些城鄉一體的這種制度設計，那麼對於我們統籌城鄉來説，是很大的一個群體。

重慶是我國主要的勞動力輸出地之一，3200多萬人口中有將近800萬的農民工在市內和市外的城市務工。重慶市把解決農民工問題作為統籌城鄉改革的主要內容，政府、企業等社會各部門共同努力，建立了以重慶為基地的“全國勞務電子商務平臺”等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體系。此外，還開闢了農民工戶籍轉入城鎮的綠色通道，放寬了戶口遷移限制。

徐強：只要在城市有穩定的職業，有穩定的收入來源，那麼進城以後，可以購買住房，穩定居住，那麼農民工就可以戶口就進入綠色通道，在自願的情況下進入綠色通道。

2007年11月4日，對所有重慶市的農民工來説是個特別的日子，他們作為社會的一個群體，第一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節日。

徐強：這是在全國第一個設立農民工日，就是想通過設立農民工日，這樣一種特殊的形式，通過人大立法確立了紀念日，來倡導全社會關注農民工。

現在，康厚明是重慶城建集團的技術能手，全國勞動模範，今年4月，他剛剛把戶口從農村遷到了市區，成了一個新市民；曹成榮放棄了可以轉成城市戶籍的機會，一門心思準備把企業做大；深圳的張全收把目光投向了農民工的培訓，他正在打造一個從農民工培訓、就業到廠房出租、勞務派遣的龐大計劃。相比這幾個已經成功的農民工，在節目開頭出現在電子廠打工的那幾個年輕人又在想些什麼呢？

張婷婷：將來想找一份自己理想的工作，然後賺很多錢，希望能把我爸媽的病治好。

楊奎：現在在這兒做，還不是想好好地做，自己有機會的話還不是想往上慢慢地升。

羅冰：不考慮長期在這裡打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有我的目標我要去發展。但是不知道幹嘛，現在年齡還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將有更多的農民離開土地，到城市謀生。現在，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社會保障、子女就學等方面的待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走過60年的新中國必須感謝他們，讓他們與城市居民一起享受中國發展的成果。

徐強：沒有農民工這個概念的時候，農民工問題就徹底解決了。

韓俊：實際上農民工最終只有他真正融入城鎮了，這個城鄉二元結構的破除，才真正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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