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組栩栩如生的雕塑，在講述著30年前的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饑餓到極點的農民，聚集在一間茅草屋裏，冒著坐牢的危險，把當時屬於集體的土地，分到了自己名下。為了守住這個秘密，他們立下字據，摁下手印，共同締結了一份包乾到戶的悲壯契約。

這個舉動最終不僅使他們吃上了飽飯，而且催生出一個30年來對中國農村影響深遠的詞彙——包乾到戶。此後，包乾到戶成為農村經營體制的標本，很快推廣到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一直沿用了30年，並且將長久沿用下去。

這是今天的小崗村。30年前的貧窮破敗已經蕩然無存。

因為曾經在30年前上演過經典一幕，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小崗村備受社會各界的關注。然而，看到眼前熱鬧的一切，甚至很難讓人相信，這裡就是30年前窮得叮噹響的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産隊，這裡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逃荒要飯出了名的小崗村。

嚴宏昌：1978年前我們這個小崗生産隊基本上不管年齡大小，哪怕是才出生的嬰兒都要過飯。

嚴宏昌今年58歲。小崗村旱澇災害頻繁，30年以前大多數人外出要過飯。有一年剛過了春節，嚴宏昌家裏就顆粒無存。為了救活才兩個月大的女兒，農曆二月初二，兩口子只好跟上親戚開始逃荒要飯。

半個月之後，他們渡過淮河，在一個村子裏找到了落腳之處。當地的生産隊長動了惻隱之心，允許嚴宏昌和小舅子住進隊裏的牛棚，讓他的妻子和丈母娘住進隊長家放雜物的一間草屋。一家人分成兩撥分頭要飯，好幾天不打一個照面。

嚴宏昌：我幾天，六七天沒出去，那也就是迷迷噔噔的，想起來呢就流淚，剩餅頭子呀，端點豆芽湯呀，我根本我也吃不下去，我也不吃了。

段永霞嚴宏昌妻子：就一個星期了，我也沒有看到他，他也沒有看到我，他去要飯沒要飯也不知道，我就去了，我説這個餅都這樣了怎麼沒吃，怎麼都霉掉了，怎麼不吃呢？他後來他就流眼淚了（哭），我不敢説了。

嚴宏昌：小孩餓的嗷嗷叫，頭，哪兒淋的都是水，背也淋潮掉了，大人身上跌的到處是泥，作為我們當時20多歲的人，上不能養老，下不能養小，你想想這個人呆在世上還有什麼意思呢？

夫妻兩的哭聲引來好多人圍觀，大家都責備嚴宏昌尋死覓活不好好要飯。後來有好心人介紹他去鐵路工地挖石方，一天可以賺到兩毛錢。

只要不討飯，嚴宏昌什麼活都願意幹。憑一身氣力，他總算能給妻兒掙一口飯吃。

而此時，小崗村的其他人也正在與饑餓抗爭。

嚴美昌：我要飯兩個月沒來家，我家屬用布縫一個口袋，她把那個米裝在布袋裏頭，擱這個樹葉鍋裏煮熟了，米呢留給兒子吃，自己再吃那個樹葉子，吃兩個月，結果我要飯回來她抱住我哭呢，説他差一點看不見我了

嚴俊昌：爬到外頭啃樹皮，我家門口洋槐樹皮都被我啃著吃光了。

嚴峻昌是嚴宏昌的堂兄，六、七十年代當了幾任生産隊長，眼看著村裏因饑餓減少了60多口人。

嚴俊昌：小崗村年年有工作組，小孩餓得頭都大了，一天還搞形式，搞賽詩，我想不通。

上世紀70年代，中國農村依然實行人民公社體制。農村土地的絕大部分，統一由生産隊支配耕種，耕地的牛和犁是生産隊的，農民下地幹活要聽生産隊指揮，産下的糧也由生産隊統一分配。農民覺得不是在為自己勞動，出勤不出力成為普遍現象。

陸子修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時任滁縣地委辦主任：為什麼出勤不出力呢，你們年輕人可能不知道，當時學大寨，就評大寨工，什麼叫大寨工呢？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你來我也來，上工帶打牌，分配一拉平，青皮啃青皮。

關友江：幹了一天掙10分工，到年底一算賬，小孩多的還透支。

勞力多的得不到應有的報酬，勞力少的，一年掙的工分抵不上一年的口糧款。由於缺乏幹活的積極性，地也就開始糊弄人，在小崗村往往一年的口糧還不夠半年吃。遇到災年，農民只好逃荒要飯。

 極左路線給中國農村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直到1978年，全國依然有三分之一的農戶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兩億五千萬人口處於絕對貧困狀態。
 
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讓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凍土漸漸開始鬆動。這一年，安徽農村實施了一項稱為“省委六條”的改革措施。

陸子修：一個方面的經濟政策。第一生産隊要有自主權，過去都是上面瞎指揮，這是第一條。第二呢，要劃分責任組，不能大呼隆。

１９７８年，鳳陽遭受特大旱災，饑餓的陰影再次籠罩在人們頭上。

這一年，嚴宏昌當了副隊長，隊幹部還有隊長嚴峻長和會計嚴立學。小崗當時有20戶115口人，上面的政策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當時鳳陽縣實行包乾到組，但小崗生産隊在實施過程中突破了每組不能少於5-8戶的規定，偷偷分成了8個組。然而，即使是兄弟兩家一個組，也由於人口、勞力不同而難以統一生産和分配。這個時侯，小崗村幾乎人人都想到了乾脆一桿子扎到底，包乾到戶。

嚴俊昌：我怎麼救活小崗人，怎麼救活我自家人，把土地都分給群眾。

嚴宏昌：人人同意，誰不知道這樣能幹好呢，都能知道，年齡大的，年齡輕的都知道這樣能幹好，但是誰敢幹？

誰都明白，那是一片禁區。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邁出這一步，可以想像，面臨的將是輕者被批、重者被抓的風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嚴宏昌苦苦搜索可以包乾到戶的哪怕一點理由。

嚴洪昌：我每天早上起來聽《東方紅》，我睡在夢裏我會唱《東方紅》，但是我細細的還要琢磨這個《東方紅》的字，每一句，每一字的字眼，最後認可到我們的黨還是為人民謀福利的，黨是人民的大救星。我們秘密的瞞著，等瞞住了把這個生産成績幹到手了，我們回來再向黨彙報。

一方面黨在農民心中的崇高威望給了他們勇氣，另一方面，吃飽飯的誘惑也逐漸強大到了讓他們不顧一切。嚴峻長和嚴宏昌包乾到戶的思想越來越堅定，隊幹部統一了想法，然後開始串聯群眾。

嚴俊昌：召集男子漢秘密的。

嚴宏昌：單線聯絡，因為那個時侯不敢公開。

關友江：都共識了，我們就這樣幹。

1978年12月的一個晚上，小崗村除正在外出要飯的兩戶以外，其餘18戶的當家男人，都悄悄的趕到村頭嚴立華家的草房裏。那是小崗村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個晚上，18條漢子聚在一起，秘密商討醞釀了好長時間的分田到戶計劃。

嚴宏昌：大家都不願説出來，我説只要你們願意，今天既然我招呼你來，那就是我讓你們幹，你不要問了，天大的事是我捅出來的。

嚴峻昌：特別還有人發了誓，任何人不能説出去，就是你老婆都不能説。

這是20年來小崗村效率最高的一次會議，18個人一致同意把土地、耕牛以及農具，按戶分開，只要能幹一年，一年就不用逃荒，能幹兩年，兩年就不用挨餓。只要能吃上飽飯，再大的風險也值得去冒。接下來，大夥首先就分開以後，怎麼完成國家和集體的繳購任務統一了意見。

嚴俊昌：我第一個講，要完成國家的，留住集體的，為什麼講呢，那人家生産隊都是完成國家的，你小崗一家分開了，你國家的都不辦了，你還在黨的領導下呀，當時大家一口表決，堅決第一個完成國家的，留住集體的，剩下是我們自己的。

大夥都明白，三位幹部承擔的風險最大，就提出如果幹部因此遭遇不測，其它人要照顧他們的家小。隊幹部綜合大家的意見，由嚴宏昌執筆，當場立下字據：我們分田到戶，如以後能幹，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繳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最後，大家以最傳統、最血性的方式，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的摁下了手印。

嚴金昌：以前也有記者問過我，你們當時搞是不是害怕，我説不怕，為什麼不怕呢？為了填飽肚子，我情願做個飽死鬼，不願意做一個餓死鬼。説實話出去逃荒要飯，我們那時30多歲，確實丟人呀。

嚴立華：窮人膽大了，餓極了膽就大。

嚴富昌：我就在中間按，殺頭先殺幾個，才能排到我呢，我是這個想法。

嚴明昌：説害怕，那害怕你還按手印幹什麼呢你害怕？不害怕，殺死了比餓死了強呀，殺，殺我一個脖，餓能把全家都能餓死了，是害怕公家知道我們這個，把土地分到戶幹了，不準我們幹，關鍵是怕這個。

後來，人們説小崗18戶農民包乾到戶的舉動，是中國農民掙脫極左路線束縛，向人民公社體制徹底決裂的號角；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暗自涌動的第一聲春雷！小崗村18位普通農民的名字，也因此載入中國農村改革史冊。

後來，這張特殊的契約，作為國家一級文物保存到了國家博物館，小崗村自己也建起了大包乾紀念館。

這一切，在30年前的小崗村是不可想象的。當時小崗人想的是千萬別走露風聲，儘快把憋了多少年的幹勁投入到自家地裏。

嚴明昌：那小孩，大人小孩，天濛濛亮，下田該做的做，該薅的薅，該收的收，那它這個勞力整個調動起來了。

嚴宏昌：人人都去搶那個集體的糞，過去的牛糞多少年沒人要的，這一年大家都去搶那個牛糞，最後牛糞挑完了，連圍那個牛的院墻，墻土都被挑掉了。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當小崗生産隊社員摁了手印，分了地，開始拼命幹活時，最先發現的是鄰隊的社員。當時，全公社都是以組為單位勞動，而唯獨小崗是一家一戶，而且春耕也比其它隊動手早，自己的牛和梨不夠，還紛紛去別的隊裏借。小崗人一下像變了個樣，上工特別早，收工特別遲。種種變化，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和猜疑。

嚴美昌：再保密也保密不住，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搞的，這個公社原來公社書記張明樓知道了，小崗村幾個人想死了説的，挖社會主義墻角，開起了倒車了。

陸子修：不久呢，被公社知道了，公社叫他合起來，鳳陽大包乾到組，怎麼搞到戶裏去了，你一個老鼠壞一鍋粥。

小崗人的行為讓公社非常震驚，公社書記似信非信，就親自到小崗蹲點檢查。

嚴俊昌：頭一天看我一天，第二天看一天，第三天看一天，我這三夜確實睡不著覺了，我第四天向他彙報了，我確實分到戶了，他當時嚇的，他把兩手在大腿上貼著，他説你是現行反革命。我説黨委書記你放心，哪怕拉去殺頭，只要我氣管沒割斷只要能説話，我絕對不會誣賴你的，他説我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他嚇跑掉了，跑掉呢，他向縣裏彙報了。

就在小崗分田到戶不久，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登載文章，反對包産到組的做法。這一精神通過廣播在鳳陽家喻戶曉，嚴宏昌為此驚出一身冷汗。恰恰就在這個時候，他得到通知要他第二天去一趟公社，大家都覺得這一下凶多吉少。

嚴宏昌：4點來鐘我就起來，反正自己一夜沒睡覺，起來以後那個時候四個小孩，我就起來看看小孩，我洗洗臉，我最後跟我家屬講了。

嚴宏昌妻子：他説你做最壞的打算，找你弟弟姊妹四個，一定要把這四個小孩帶長大成人，來生再報答你們的恩情，一説就這樣就淌眼淚了，淌眼淚哭了，怎麼弄呢，我也害怕了。

嚴宏昌雖然沒有被抓，但公社宣佈取消小崗村的牛草、化肥以及種子供應，要求他們立即合併起來。當時，沒有公社的批條，個人無權購買種子。就在此時，縣委書記陳庭園也前來小崗村調查。

嚴宏昌：他説你分到戶了，你覺得你這樣你能幹好嗎？我説陳書記，如果真要叫我們這樣幹，我説我保證，我入一個人頭給你，我頭都入給你，能叫我們這樣幹，我到秋天我們一定能幹好，他就跟我講説他説宏昌呀，這樣吧，不給你們的東西你們就不要要了，我看我來跟你們公社幹部説一下，把種子給你們。

支道友：我們都在內心當中都在支持這件事，我們都想老百姓這樣做法是對的，我們就不要去批評它，我不要去宣傳它，我們再看一看，一年以後到底怎麼樣，陳書記説有道理，也有道理，我們倆交換了意見。陳庭元同志當時的態度，因為他過去當縣長時被打成右派了，這個時候呢，對這個問題表態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的內心是支持三農，對老百姓還是很親農的，對老百姓的生活，對老百姓的現狀他是比較了解的，他是很同情的。

陸子修：這樣子保留下來了，幹一年再説吧。

1979年的小崗生産隊，人鉚足了勁，地也鉚足了勁。小崗人精耕細作，一年功夫，生活就徹底變樣。全隊糧食總産135000斤，相當於1966年至1970年5年的總和；油料總産35500斤，超過過去20年的總和；全隊人均收入400多元，是上一年的20多倍。

嚴美昌：家裏睡覺的床，破床抬門外去了，鋪了點草就睡糧食上了，就兩間屋子，家裏還有花生，又是芋頭，又是芋頭幹子，又是水稻，又是收的豆子，整個家裏，把兩間房堆這麼高都是糧食，人睡在糧食上面，那睡的，那心情不一樣了，那感覺特別快活，也不要去要飯了。

嚴俊昌：我們18戶殺了19頭豬，我家老兄弟殺那個豬大，不是現在這個豬，都三四百斤，那個大缸腌一缸肉。

當年，縣委研究室幹部吳庭美寫了一份調研報告，真實記錄了小崗的豐收和喜悅。這份報告先後送達當時的滁縣地委書記王玉昭和安徽省委書記萬里。

1980年元月，萬里親自來小崗村考察。他挨門逐戶查看了農民的收入情況，然後在嚴宏昌家與群眾拉起了家常。　　　　

嚴宏昌：我説萬書記，如果還有人説我是拉社會主義倒車，説我是走資本主義現行犯革命怎麼辦呢？他説這個事你放心，你這個官司，你交給我給你打，你們地方能批你們幹一年，幹一年，我批你們幹五年，當時這幾句話説的，那真是我們笑的眼淚都下來了呀。

嚴俊昌：上車的時候他把玻璃搖下來，車走的很慢，就第一次教導來講呢，糧收多了，最少一戶要留到最少一年余糧，多的三年。糧食收多了，搞好養殖業，喂幾頭豬到年底殺一頭大的，肥的，慶祝一個春節，幸福的一個家庭。

萬里視察小崗之後，1980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中説道，“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對安徽等地率先實行的農村改革給予了肯定和支持。

陸子修：一錘定音了，鄧小平講過了，他肯定了大包乾，肯定了包乾到戶，也肯定了包産到戶，那不解決問題了嗎，所以全國就推開了。

之後，中央連續出臺文件，使中國農民首創的包産到戶、包乾到戶逐漸成為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主流。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空前迸發，僅僅4、5年時間，中國政府就向世界宣告，人口眾多的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改革開放30年來，小崗村的年人均收入從20多元變為6000多元；昔日的茅草屋被氣派的樓房取而代之；過去缺梨少牛，現在家家擁有農業機械；特色種植、規模養殖和旅遊開發正為小崗人開闢多元化的增收途徑。

30年後的今天，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賦予農民更長久更自主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小崗人包乾到戶的壯舉已經成為歷史，他們正在這片土上創造新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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