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時間：2009年1月17日    點擊觀看本期節目視頻<<< 

2008年12月23日, 央行繼11月27日降息1.08個百分點，創下11年來最大降幅之後，再次下調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0.27個百分點，這是央行一百天以內五次降息。之前不久，由央行起草的《放貸人條例》草案提交國務院法制辦，這意味民間借貸有望通過國家立法形式獲得規範，今後，在不非法吸收存款、借貸利率不超過基準利率4倍的前提下，個人和企業經過批准，就能合法從事放貸業務。一時間，關於“地下錢莊”陽光化、允許個人註冊從事放貸業務、中小企業融資等問題再一次成為焦點話題。這個消息，無疑讓準備“過冬”的企業，提前感受到了春風。其實在市場上民間借貸雖然遮遮掩掩，但卻非常活躍，我們來看記者的調查：

一、融資困局

自己經營著一個小飯館的劉先生經常收到這樣的短信：“**集團在本市長期為企業、個人提供無擔保無抵押借貸，當天放貸，有意電137*******。”

一直想再開一家分店正尋求資金的劉先生，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撥通了信息上的電話。“我從手機上收到你們的信息，想問一下怎麼貸款的事兒。”“我們月息3%，從1—20萬為小額貸款，免擔保無抵押。”“您慢點説，我沒聽清楚。”“我説1萬—20萬是屬於小額的，不需要任何的抵押跟擔保，超過20萬就拿固定資産做抵押。”“這個利率是多少呢？”“利息是3%一個月。”“手續怎麼辦？”“你要是需要的話帶上你的身份證、戶口本，帶上一個月的利息，到我們公司來簽合同就可以了。”

不僅是手機短信，其實像這樣的廣告，一些報紙上這樣的廣告比比皆是。劉先生説：“我們這種小型企業到銀行貸款還是比較困難的，我們只能通過這種地下的貸款方式才能獲取資金，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也是這麼做的。”

雖然對方在電話裏表示放貸的手續和過程非常簡單，但劉先生還是流露出了自己的擔心：“我覺得還是不太靠譜，關鍵是擔心不太合法。不過從新聞上看到以後相關的這個法律將會出臺，是不是這個條款出來以後就能合法呢。”

劉先生提到的法律草案，就是《放貸人條例》，記者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院了解到，目前由央行起草的《放貸人條例》草案已經提交到國務院，等待審批。作為小額信貸的研究專家和實際操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在10多年前就與同事一起創建了“扶貧經濟合作社”，開始小額貸款研究與實踐。他告訴記者兩年前就在討論《放貸人條例》，目前再次提上議事日程，更具有現實意義。“金融危機的問題，那麼對我們國家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也就是中小企業包括農村金融的供給服務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所以這樣的背景下，那麼，重提甚至是更多的強調這個小額貸款公司作用或者説民間借貸正面作用的發揮，抑制它的可能的負作用或者它已存的負作用，這是一個更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放貸人條例》即將推出的消息正在市場嗅覺靈敏的“浙商圈”中廣泛傳播，在浙江，這些異常活躍的民間融資被稱作經濟的“灰色助推器”。根據浙江發改委公佈的數據顯示，“十五”期間浙江省民間投資數額為13251億元，年均增長率超過全社會增長率，達到32%，佔全社會增長投資的55%，這意味每投資100元，其中55元是由民間投資提供的。

北京浙江商會副會長陳俊告訴記者，最近浙江民間的借貸交易也開始轉冷，民間借貸者是對金融形勢最為敏感的一個群體，在這輪金融危機來襲的時候，最早有所反應的就是他們。陳俊説：“擁有民間資本的人來説他需要保證他自己資金的安全，這是肯定的，沒有資金的安全，你給他再高的利息，本都回不來，那肯定不會（放貸），那麼在這種大氣候之下呢，企業被逼著內外交困。”

陳俊説，條例推出等於為民間借貸打開了一扇明亮的窗戶，其實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台州、義烏等地，民間借貸的窗戶早就打開了，只是遮上了隱蔽的窗簾。

據央行統計，截至2008年底，中國民間資本沉澱金額達數十萬億元，而浙江是最多的，民間資本沉澱達8300億元。但另一個事實是，浙江許多的中小企業卻為缺乏發展資金而發愁。據浙江省中小企業局的調查，81%的中小企業流動資金不足，這一調查顯示：有20%的中小企業的倒閉或者停産和其資金緊張有著密切的關係。浙江盛博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建軍説：“現在貸款收回，有它的廠房蓋到一半走啦，包括它設備現在很多都還沒有投資，那麼它這個現在有可能就會做到一半就停置在那邊。”

一些有銀行貸款的企業，眼看貸款就要到期，一方面沒有資金來還款，另外，即使是還了款，要想得到銀行的後續貸款也非常困難。浙江盛博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建軍告訴記者，

銀行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貸出去的錢回收回來，至於貸款回收回來，再貸不貸給他，那是領導的事情。

中國發展基金研究會副秘書長湯敏最近一段時間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專門進行了研究，湯敏告訴記者，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全世界共有的問題，只是中國更突出而已。湯敏説：“銀行不願給中小企業貸款，因為我國的大銀行太多、小銀行太少，目前整個金融體制和機制都是為大企業設計的，一是成本高，二是風險大，10個億貸給一個大企業，和10個億貸給十幾個小企業，信息收集等成本要高得多，另外，小企業本身抗風險能力差，生命力也差，就像美國，小企業5年的存活率不到30%，10年只有11%，中國就可想而知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間借貸就成了很多企業重要的資金來源。在需求急劇放大下，浙江的民間貸款利率一般為銀行利率的4倍左右，有的甚至高達10倍以上。據了解，大部分企業借高利貸，主要用於短期的資金拆借；如果把高利貸投入生産領域，這無疑等同於 “服毒自殺”。溫州方興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方培林説，正常的企業若長期的接受這種比較高的利息，它肯定是承受不了的。高利貸主要是用來救急的，而不是用來做長期投資的。目前有很多企業都是打算短期拆借高利貸先歸還銀行以前的貸款，等拿到銀行的後續貸款後再把高利貸還掉，這樣企業又可以正常運轉。浙江盛博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建軍説：“今天我向銀行借了錢，我還不了貸的話，銀行馬上起訴我，我現在工廠馬上就關閉，那麼如果擔保公司存在的話，那麼最起碼我能把銀行的錢還掉，我企業還能再繼續經營下去。應該説最起碼給企業一點的希望吧。”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看到這樣的希望，貸款還給了銀行，而銀根緊縮後，後續的貸款卻沒有拿不到，短期的高利貸變成了長期貸款，高利率使企業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深淵。吳建軍的企業位於溫州甌海經濟開發區，由於産品技術含量比較高，企業的正常經營沒有什麼問題，更重要的是，企業沒有盲目投資擴張，才能生存下來。而他周邊的一些企業由於盲目擴張陷入了資金危機之中。吳建軍説：“這裡很多企業去山西投資開礦，甚至去炒房子的也有，其實企業如果正常經營的話，其實不會出現這麼大的一個資金鏈的斷裂問題，這是最大的原因。”

可以説中小企業自身的缺陷也是産生融資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而前一階段企業的盲目擴張也是得到了銀行的支持。溫州方興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方培林説：“像兩年以前，我印象比較深的，幾家銀行都在做營銷貸款，因為它銀行的錢多想把它放出去，爭取老百姓，爭取企業向他們借款，很多企業要擴大再生産，就把房産、把工廠、把土地了都給銀行抵押貸款。那企業有的就盲目擴張了，沒有考慮自己的承受能力。”

很多企業盲目擴張后，買土地，建廠房，攤子越鋪越大，各种經營成本也快速增加，可一年以後，銀根突然緊縮，只還不貸，對於這些急需資金的企業來説，無疑是釜底抽薪，導致一些企業陷入了絕境。陳俊認為，雖然民間借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的資金困難，但民間借貸也存在交易隱蔽、監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確定、風險不易監控等諸多問題，極易滋生非法融資、洗錢犯罪。北京浙江商會副會長陳俊表示，不完全統計，浙江的民間資本有1萬個億之多，佔全國之首，浙江的民間資本特別豐厚，民營經濟特別發達，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産生民眾的投資意識十分強烈，它可以大大地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但它也有負面的效應，假如説這個團隊有一個人不誠信，就可能導致借貸的整個團隊或者整個鏈條的斷裂，可能會引起很多的社會問題。

一方面是急等錢過冬的中小企業被攔在銀行高門檻外，另一方面是民間借貸儘管資金充足卻步履維艱，問題叢生。在這種情況下，央行著力推出《放貸人條例》，對於民間資本浮出水面，發揮積極效應有著不比以往的力度。新提交的《放貸人條例》草案中規定，個人放貸，利率基本市場化，只要遵循“最高利率不能超過貸款基準利率的4倍”的原則即可。業內人士均認為，相對於地下錢莊動輒10%的月息 ，個人信貸不到其1/4，一旦普及化、規模化，游離于灰色地帶的民間高利貸，也就沒有了生存空間。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告訴記者：“比如我有放貸人條例，在（基準利率）4倍以內我能到錢，我憑什麼跑到你那借7倍的錢啊。我不會跑到你去借，因為這有4倍的錢在這兒。而且大家如果競爭多了，我就不是放4倍了，我可能變成，只要基準利率的3倍我就借你錢，甚至兩倍我就借你錢，就是有競爭嘛，有競爭就會壓低你借款人的成本，起到這個好的作用，起一個正面的引導作用。”

以血緣、親緣和朋友圈為紐帶一直是浙商的商業文化傳統。這同樣也能在擔保借貸鏈條中體現出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連環擔保圈盤根錯節，把眾多企業的環環相扣地拴在一起。這就好比我的引爆導火線裝在你身上，你的導火線裝在我身上，大家的導火線綁在一起。2008年下半年以來，這些導火線就被不斷地被引爆。朱吉光是浙江溫州的一位老闆，因為陷入連環擔保套中，2008年7月底，他以自殺的方式，告別了家人和自己辛辛苦苦創辦的企業。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記者在溫州進行了調查。

二、奪命擔保

朱吉光的企業位於溫州永嘉縣甌北鎮，2008年8月，記者來到這裡時發現企業的鐵門緊閉，廠區周圍顯得很平靜，似乎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這裡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一段時間經常會有討債的人光顧這裡。

朱吉光企業所在的甌北鎮，號稱中國的泵閥之鄉，在這裡有500多家泵閥企業，雲光是老闆朱吉光辛苦打拼了24年積累下的一份産業，如今企業每年的産值已經超過了千萬，一直到08年2月，工廠的運營都非常正常。接受採訪的員工，都對老闆的死亡感到惋惜，在他們看來，公司經營沒出現大的困難，朱吉光本人也很為人厚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朱吉光要放棄自己的生命呢？這裡的一個工作人員説，主要是前一段時間，要債的人逼得太緊。

過來討債的都是些社會上的那些地痞流氓，過來就是無理取鬧，要麼摔門，要麼是墻壁上寫字，或者乾脆跑到車間裏面把電閘關掉。

在雲光泵閥公司的辦公室，工作人員調出了當時放高利貸的人來逼債時的照片。從這些照片上可以看出，朱吉光生前背負了巨大的債務危機和精神壓力。在拍攝中，我們等來了雲光公司的另外一個老闆余雲興，雖然朱吉光自殺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但余雲興的情緒一直非常低落，連飯都吃不下對於朱吉光自殺的原因，這位生意上的夥伴也只是聽説朱吉光是為別人擔保欠下1000多萬的高利貸，至於怎麼擔保的，錢到哪去了，一概不清楚，但是，這件事情造成的損失遠非如此簡單。

記者了解到，現在公司還在照常經營。今年過完年，朱吉光就把公司交給兒子朱忠信打理，3月底以後就很少在廠裏出現了。余雲興説，不知道他在外面給人擔保的事情，直到有人到廠裏來逼債才知道，但其中的詳情，朱吉光並不願意透露。

朱吉光選擇死亡來徹底解脫，而生者卻要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和債務的壓力。是什麼原因和隱情，讓他對自己合作了24年的朋友和搭檔也不願意提及呢？朱吉光到底替人擔保了多少高利貸？我們試圖聯絡朱吉光的兒子朱忠信，希望從他那裏了解到真相。廠裏的員工告訴我們，朱忠信剛料理完父親的後事，心情很糟，很少來廠裏，再加上逼債的人不斷騷擾，他的手機始終關機。

無奈之下，記者只好回到賓館等待消息。晚上6點左右，記者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電話裏就是我們尋找的朱忠信.半小時後，我們在賓館見到了他，這個個子瘦小的年輕人顯然還處於喪父的悲痛和被人逼債的驚恐之中。朱忠信説：“我父親是一個很善良，幹事情很有衝勁的一個企業家。當初他選擇這條路，我們誰也想不到，那我在想我父親為什麼會走到這條路。”

朱吉光的死和一個叫葉賢敏的人有著直接關係。換句話説，是葉賢敏欠下的債逼死了為他擔保的朱吉光。朱忠信説，2006年上半年，老家的葉賢敏租用了雲光公司空置的廠房辦汽配公司，生産汽車配件。同年下半年，葉以“外貿生意資金無法週轉”為由，請朱吉光為自己擔保，向擔保公司借款。葉賢敏曾擔任村長，朱吉光對他很信任，便為他做了擔保。朱忠信回憶説：“葉賢敏，租了我們廠裏的廠房，他是搞汽配的，其實看起來生意很好，他自己也開奔馳寶馬，表面看起來搞得很好，真正搞的好的話，不會搞成這樣子。”

一段時間內，葉賢敏頻繁請朱吉光為他擔保，每次擔保前都説前一筆欠款已經還清。朱忠信説：“聽我父親説，有的都已經還掉了，葉敏説已經還掉了，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他想不通也想不懂，因為我父親這個人太相信他了，太相信朋友。比如説只有100萬，他説已經還了，還了就沒有了，他再叫我父親去擔保，後來又説自己還了，多次是這樣子。

2007年底，葉賢敏突然失蹤，為他放貸的多家擔保公司找到朱吉光，要他償還葉賢敏欠下的1000多萬元貸款。突如其來的鉅額債務，讓朱吉光手足無措。朱吉光承擔著原本不應該由他來背負的債務，陷入了無奈的擔保連環套中。此後，擔保公司討債人員就開始頻繁“光顧”朱吉光的家和工廠。朱忠信説：“我説你拿出證據來，如果我父親真欠你們的錢，你從法律的途徑，你去起訴。你不要影響我公司正常的營業，其實我父親就是被他們逼死的，害死的。”

2008年三月之後，朱吉光把公司交給了兒子，經常外出躲避逼債的人，找不到朱吉光，這些人就拿著複印的欠款字據，來向朱忠信討債。朱忠信説：“複印件上面有的利息也沒有，有的日期也沒有，後來他説是多少利息，這也是公開的秘密，黑社會公開的秘密，放高利貸公開的秘密。高到8分，一毛的，有的甚至高到一毛五的，他們就是怎麼操作，我們不是很清楚。”

朱忠信告訴我們，他現在有家也不能回，母親和妹妹等家人現在也都躲在外面。夜色降臨，我們提出陪他回家一趟。當我們來到朱忠信位於甌北鎮的家時，冷冷清清的家裏空無一人.朱忠信傷感地説：“以後的路，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走，因為他們現在還逼著我，現在我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一個好好的家，就這麼的破滅了。”

在採訪中，朱忠信反復提到他父親替人擔保的葉賢敏，1000多萬元，葉賢敏都幹什麼了呢？葉賢敏現在又身在何處呢？調查中，我們了解到，葉賢敏從2008年2月起已經被永嘉縣看守所刑事拘留。記者隨即趕到永嘉縣法院了解情況。溫州市永嘉縣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李曉光告訴記者，2008年4月份以後，法院陸續受理了幾起葉賢敏跟朱吉光被告的民間借貸的案子，開始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但後來一下子進來了9件案子，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在找被告人的過程當中就發現呢葉賢敏已經被逮捕。

在法院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我們調出了當時葉賢敏的判決書：葉賢敏在2007年4月至6月，作為放貸人借給他人100余萬元，另外葉賢敏還作為擔保人為他人借款幾百萬元。到期後，葉賢敏在催款中與對方發生爭執，之後指使人搗毀了對方的房屋。永嘉縣人民法院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名判處葉賢敏有期徒刑7個月。目前，葉賢敏正在服刑。李曉光説，根據葉賢敏自己的介紹，當時他也為人家借款擔保，然後有的擔保時間到，他為人家還錢，有的是借給別人收不回來，然後再去向別人去借。他自己的資金鏈出現了斷裂，然後去別人那邊短期再高息的融資回來，填這個窟窿，結果越填越深。

就這樣，葉賢敏不僅向擔保公司借貸，同時也放貸給別人，不僅請朱吉光給自己擔保，同時也給別人擔保。有人欠他錢，他欠別人錢，就這樣一環一環地形成了一個擔保借貸的鏈條。究竟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們希望去看守所採訪葉賢敏，卻因為他的案件還在偵破之中，這個階段不便接受媒體的採訪。溫州市永嘉縣公安局經偵大隊的負責人告訴記者：“法院在審查這個案件當中，認為葉賢敏有吸收存款的現象，而吸收存款存屬於有關經濟犯罪，所以就把他移送到公安機關了。

危機並不因為朱吉光的死，葉賢敏入獄而結束，現在雲光公司正處在資金鏈斷裂的陰霾之中。雲光的另一個股東余雲興告訴記者，浙江雲光泵閥製造有限公司創建於1984年，主要為化工、石油等行業的工程配套生産化工泵閥設備。新廠房位於甌北的工業園區，2006年剛建成，有5幢樓，在當地屬中等規模，由於産品質量過硬，近兩年，眼看生意越來越紅火。余雲興説：“我們現在是浙江省的水泵中，人家一看我們的名氣，我們的質量一直是很好的，一直算是有名氣的，這樣子我們今年生意就好起來了。”

讓余雲興想不通的是一向穩重踏實的朱吉光竟然瞞著自己輕易地給朋友擔保借，天上地下的變化幾乎就在一夜之間，朱吉光不僅賠了自己的性命，就連公司也保不住了。余雲興説：“主要是資金問題。就是那個個人借過來的，人家怕沒有了，人家急著要討回去，人家要還回去。包括銀行，銀行它就是只能還，不能貸。這個一個工廠本身你只還不能貸的話，這就馬上就出現問題了，出現問題了。” 余雲興告訴記者，他們企業有一筆貸款9月5號就要到期，而現在他也沒有籌措到這筆資金。

在溫州，企業的融資來自三個途徑，一部分是自有資金，一部分是銀行貸款，另一部分就是民間融資。許多時候民間資金，利率跟銀行利率差不多，有的甚至比銀行利率還要低。但這種借貸大多是基於互相了解和信任，並在看好企業發展的基礎之上才會借給你，一旦風吹草動，這些資金也是抽走得最快的。在雲光公司的標誌前，余雲興告訴記者，雲光是他和朱吉光24年的心血，這個品牌就是用他們兩人的名字組合而成，雲彩和光明，寓意著美好的前程。余雲興説：“本來是很光明的，我們是光明的，前途是很好的，是這樣子的。我們雲是天上的雲，光是天上的光，現在出了這個事情還有什麼光彩的。”

事情過去了半年時間，于雲興打電話告訴記者，朱忠信仍然背負著父親的債務無暇顧及公司的經營。現在如果沒有人肯出資相救，雲光公司可能再無法起死回生，因為銀行已經起訴了雲光公司，目前工廠已經停産，等待拍賣廠房來歸還銀行的貸款。

三、破滅草根黃金夢

銀行貸款緊縮，企業融資困難，導致民間借貸利率高企，非法集資的事件也不斷發生， 2008年7月28日，就在朱吉光自殺後的10天，離溫州僅三小時車程的寧波，一家名為宏潤誠信房地産仲介公司的老總張忠軍，由於鉅額的欠款無力償還,主動到公安局自首，這些欠款中除了一些高利率的民間借貸以外，還有1300多萬元是張忠軍從員工手裏非法集資來的。記者隨即也趕到了寧波。寧波宏潤誠信房地産仲介公司一夜之間倒閉的消息，在寧波的地産仲介行業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幾乎所有的仲介同行都知道這件事。寧波市立德房産仲介有限公司的伊女士説：“報紙上説他自首啦，他出的問題不是房子業務的事，是投資的事。”

在寧波的一家仲介公司，這位熱心的老闆，知道我們的來意後，告訴我們，她認識的幾個業務員中，有一個就是宏潤誠信的員工，現在在另外一家仲介公司工作，在她的幫助下我們找到了這位員工鄔女士，這位員工告訴記者，宏潤誠信的倒閉並不是房地産仲介生意出了問題，而是老闆張忠軍還開了一家投資公司，投資公司的資金出了問題，而投資的意思就是放貸。鄔女士説：“張忠軍幫別人借錢，如果你需要一筆錢急用的話，我給你轉過來幾十萬錢，那我這錢利息多少。”

鄔女士告訴記者，宏潤誠信在寧波的地産仲介中，曾經有著不錯的口碑，年交易額達四五億元，擁有15家子公司，可就在一夜之間，這家看似實力雄厚的仲介公司卻突然宣佈破産倒閉，破産前，老闆張忠軍向29名員工非法集資。

參與集資的袁女士告訴記者：“我集資了20萬了。母親的10萬塊錢是養老錢，自己的10萬塊錢，就還帶個小孩，現在什麼呢，工作也沒啦，小孩的上學也沒錢啦，老娘的養老錢也沒啦。”而另一個參與集資的林女士向記者哭訴：“我集了90萬。我不會説，我只會哭了。給他們這麼多錢，他們一夜之間就消失了。”

根據他們提供的名單記者看到，29名員工共集資1300多萬，最多的達到160萬元，最少的也有5萬元。幾乎所有的員工都是將自家的住房抵押給銀行後，再從銀行得到的貸款集資給了張忠軍，現在每個月，他們都要定期歸還銀行的貸款。林女士説：“不是我們家裏多出來的借給他，都是用房子貸款，一套房子比如説有80萬，貸了50萬，50萬塊錢給他的。”

一位知情者提供了一份張忠軍自首前六天寫下的日記。日記上面詳細地記錄了近段時間資金的進出情況，其中寫到，這星期要積極主動地去催討和協商，孫某月底之前一定要還我2000—3000萬。從這份筆記可以看出，放貸的很多款項無法收回，直接導致該公司破産。

  我們找到位於寧波中信銀行大廈29層的宏潤誠信總部，公司現在已經是人去樓空。據這些員工透露，宏潤誠信在經營房地産仲介的同時，還經營著所謂的投資公司，從事擔保和放貸的業務，老闆張忠軍不僅從其他房地産商處集資，而且以二分、三分的月息向員工借款，再以更高的利息對外放貸，放出去的資金高達一億元。林女士説：“他是這樣説的，你是我們的職工嘛，收入也低，你們把房子可以去銀行抵押，抵押來的錢放在我的公司裏面，我給你們兩分利，三分利，我們可以幫你們搞一些福利給你們，有很多員工是這樣的都把房子去抵押了，抵押拿來的錢給他們。”

正是因為貪圖比銀行稍高的利息，這29名員工才上了張忠軍的套，對於這些想通過集資賺取更高利息卻最終連本錢也拿不回的員工來説，雖然非法集資不受法律保護，但他們仍然希望政府能夠出面拍賣張忠軍的相關物産後，給他們補償。截至目前，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能否要回自己的資金，這些員工仍然還在等待之中。

四、以擔保的名義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2008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民間借貸的融資渠道及形式逐步多樣化。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等機構大量參與民間借貸，組織化程度有所提高。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溫州的許多擔保公司都有違規放貸的現象，當地一家報紙在對朱吉光事件的報道中，也提到是擔保公司在違規放貸，但警方目前還沒有找到具體的證據。溫州市永嘉縣公安局經偵大隊的負責人告訴記者：“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有擔保公司，那麼參與進去這麼一個直接證據，這麼個情況，那麼我們目前的證據反應出來，僅僅是還局限於民間的一種借貸關係。”

在永嘉法院，工作人員介紹，2008年1至8月他們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達到了366件，比去年多了一倍。但在這些案件都是以民間個人借貸的名義來起訴的，幾乎見不到擔保公司的身影。事實上，在溫州，除了擔保公司以外，各種投資公司，典當行不少都做著放貸的生意，在當地人的介紹下，我們來到了這棟名為溫州財富中心的大樓，在這裡辦公的幾乎全是投資。公司和擔保公司, 溫州擔保協會會長郭志超告訴記者，從2001年溫州開出第一家擔保公司，到2007年3月底在工商註冊的有253家擔保和投資公司，但在經貿部門備案的只有42家。有些擔保公司在媒體上公開刊登“要資金，找擔保”、“墊資還貸、資金週轉”等廣告。溫州市信用擔保行業協會會長郭志超説：“他們是挂著擔保公司的名義，然後自己去做。去做這個還是個別的。至於説利率到底是多少，現在有各自不同。”

利益的驅使是擔保公司違規放貸的主要原因。因為正規運做，擔保公司只能按照擔保額度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續費，溫州方興擔保公司的方培林給我們算了這樣一筆帳：通常正規的擔保公司，每筆擔保年收益率在2.4%左右。例如擔保100萬，擔保公司一年收益也就是2萬4千元，而直接放貸，按照6%的月利率，年利率是72%，一年收益則高達72萬。

在溫州採訪，我們認識了一位知情者，他的很多朋友都開著擔保公司和投資公司，對業內的一些做法也十分清楚，這位不願直面我們鏡頭的先生透露，擔保公司吸收儲蓄，再進行放貸，都是通過比較隱蔽的手法來進行的。以借貸方式打借條，有擔保人、借款人，按照銀行略高的利息立據。但背後卻另有一套。這位知情人説：“他的利息是遠遠高於銀行，有的甚至可能會達到10倍。他就不可能寫在上面，他如果那個當事人，借款的人，按理該拿出這個借據去法院告，法院首先就是判非法的。他就會不支持的，不支持，那你等於這個錢就是沒了。”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的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於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溫州市永嘉縣法院民二庭庭長李曉光説：“現在這些案子説回來，這些原告呢，尤其是這些短期融資的這些，高息融資的這原告呢，他自己心裏有很清楚，到法院呢也沒有請求高息，高額的利息，他也只提到這本金是拿回去就很好了。”

在高利貸運作中，有一個業內默認的規矩，借款人拿到的錢要少於借條上的數額。比如借條上寫的是10萬元，借款人實際拿到的只有9萬元，1萬元已經被作為利息早扣掉。  

這位知情者為我們舉了一個例子：“比如今天是14號給你的貸款，你借的是10萬，條子你肯定打給我10萬的，本來利息應該是這個下個月的13號，那麼他就是説，行業內的這種默認的這種規矩呢，就是説，借款的那天，就是把第一個月的利息先收掉。”

李曉光也告訴記者，他們在審理案件中，也發現了很多借條上只有本金，沒有利息的現象。他覺得，有些可能是利息提前被扣掉了。按目前溫州最低的民間高利貸利率月息6分，年利率達到72%計算，“黑擔保”收益無疑非常豐厚。而事實上，溫州的民間借貸最高利率已經達到了月息1毛5，年利率180%，甚至更高。放不出這麼高的利率，很多黑擔保也無法生存。這位知情者告訴我們説：“擔保公司向外放貸這個利率那麼高，也有苦衷，一個是他資金並不是全自己的，也是吸收過來。吸收過來也是達到五六分，原來是三、四分他都不會做，誰會做這樣的生意，那麼多中小企業資金鏈斷了，就造成了這種畸形的擔保公司的存在。”

擔保公司不能放貸，不能吸收存款。但吸收存款在當地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當地有關政府部門的調查顯示，2007年前三季度，39家擔保機構為企業融資達到了50多億元，而銀行系統的統計顯示，同期銀行發放的貸款還不到20億元。另外的30多億元資金顯然來自另外的渠道。知情者説：“比如説一些家庭婦女，有點私房錢，她都可以拿出來，因為對於她們首先點就看中認為這個行業呢，利潤高，在她們眼中風險也不大，所以説大量的閒置資金流入到擔保公司手裏。

很多溫州的業內人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反復強調，如果一味強調黑擔保的負面效應，那麼對於整個擔保行業來説，既不公平，又無疑扼殺了這樣一條為企業融資的通道。對企業來説，找資金會變得更難。溫州人一直素有 “敢為天下先”創新的精神，而浙江的金融智慧，也一直被人稱道。以溫州為例，溫州的民間資金可以以“炒房團”、“炒煤團”、“炒棉團”、“炒股團”的方式隨時集結，然後在全國攻城掠地。人們在抨擊它的投機特性之餘，卻不得不讚嘆它背後的溫州民間融資能力，溫州奇跡與溫州的民間金融創造密不可分。

北京浙江商會副會長陳俊説：“民間資本多並不是壞事，看我們怎麼疏導，並不是堵，越堵的話，它可能就沒有流向，一沒有流向，它可能會出現更大的麻煩。

長期以來，民間借貸因一直沒有合法身份而不得不處於地下活動狀態。雖然理論界有關為民間借貸正名的呼聲不斷，但並未産生現實的政策性效果。直到現在，央行提出應“給民間借貸合法定位”，使得人們看到了民間借貸合法化的曙光。如何徹底避免朱吉光式的悲劇再次發生，需要我們拿出更大的勇氣和更多的智慧。

五、謹慎開啟的閘門

一方面，銀行惜貸，中小企業資金斷裂，生存難以為繼，一方面熱錢揮之不去，600億元溫州民間資本，夢想進入合法正規的金融體系，面對這種情況，國家也開始採取一些措施，2008年5月，銀監會、央行聯合發佈《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意見提出應“給民間借貸合法定位”。與此同時，浙江和溫州市政府金融辦也都相繼推出了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工作材料，溫州啟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申報工作，全市16個名額。

為了規範小額貸款公司的運作，浙江省在實施意見中設置了高門檻，其中包括小額貸款公司主發起人要從管理規範、信用優良、實力雄厚的當地民營骨幹企業中選擇，要求凈資産不低於5000萬元，註冊資本的上限為2億元。但是對於這樣的高門檻，幾位業內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説：“省一級出臺文件，市一級出臺文件，縣一級出臺文件，我認為是層層加碼，從我們作為學者的角度來講，作為我們民間的期望來講，我為這個已經有點偏離了，因為現在它收編的不是民間資本，而是更多的，因為它的主發其單位，所謂的主發其單位，還有參與的一切股東單位，都要求是當地民營的所謂的骨幹企業。”

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將加強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和引導，對小額貸款公司的利率、資金流向進行跟蹤監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利率不得超過有關部門規定的上限，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內外部集資和吸收公眾存款。由於資本有限，同時只貸不存，所以能夠貸給中小企業的金額量並不會很大，對於民間借貸的利率影響也有限。北京浙江商會副會長陳俊説：“

作為一個小額貸款公司，你哪怕有10個億有100個億，在對當地的區域經濟來説，對當地的中小企業來説都是杯水車薪，不可能一攬子解決所有的問題，這麼多的銀行對以中小企業來説也可能貸不到款，因為面太大。”

方培林，曾經是新中國第一個創辦私人錢莊的老闆，在小額貸款公司試點指導意見出臺之初，也曾經躍躍欲試。但由於浙江省和溫州市在小額貸款公司的準入上設置了高門檻，將很多希望成立小額貸款公司的自然人拒之門外， 方培林就是其中之一。方培林説：“小額貸款公司試個指導意見是規範民間借貸的一種偉大創舉，我也響應中央的號召，也很熱心、很熱情去申報小額放貸公司。但是現在，省裏跟市裏定的門檻比較高，我覺得有創舉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但對《放貸人條例》，方培林重新寄予了希望。條例的最大突破是允許個人註冊從事放貸業務。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都可開辦借貸業務，準入門檻參照08年央行發佈的《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並可能適當放寬。在方培林看來，任何公民的錢都可以向社會借貸，錢只有用起來才能支持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更多企業的發展。方培林説：“民間自由借貸是家家戶戶都在經營，已經在運作了。無非就是你給它正名，給它認可，而且你把它規範起來，它裏面也講得很清楚，中央的要求它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擔風險。”

《放貸人條例》應該會針對放款人的資金來源做出規定。相關內容很可能參照《指導意見》的相關規定。按照《指導意見》，小額貸款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為股東繳納的資本金、捐贈資金，以及來自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融入資金。而《放貸人條例》適用面更廣，規範的內容也更為具體，比如放貸主體、放貸對象等會更為廣泛。北京浙江商會副會長陳俊説：“可以有錢的人幫助沒錢的人，有錢的人幫助更需要錢的人，這可能做到面更大一些，不比純粹一個銀行來解決企業的問題，不比一個小額貸款公司解決某一個企業的問題，也可能人人都在參與，人人都在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個面就鋪開了。”

目前民間資本借貸利率較高，部分年利率達到30%至40%，而《放貸人條例》為民間借貸利率規定了“不高於現行利率4倍”的上限，這就有利於控制企業的借貸風險。並將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民間資本。杜曉山告訴記者雖然還沒看到放貸人條例的具體內容，但在某種程度上，放貸人條例跟小額貸款公司有異曲同工的作用。對於如何保障放貸人的利益，以避免出現更多的債務糾紛，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認為應該充分相信放貸人的智慧。他説：“放貸人從歷史上看，民間借貸，它是信息是基本對稱，而我們的銀行為什麼老是説小企業做不成，什麼農戶的這種貸款風險大，成本高，甚至是虧損沒有利潤？或者説利潤極薄，它主要的問題，除了思想意識，除了它的大銀行的本身的運作成本高，它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信息不對稱。而這個民間借貸行為基本上屬於一個熟人社會裏面的，小範圍的這麼一個背景。那麼因此呢，張家、李家所有的情況，對於放貸人來説，基本上是掌握的。因此從風險的角度來説，他是很有數的。

對於央行起草的《放貸人條例》草案，杜曉山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有效地杜絕非法集資。而在國際上已經有了類似的管理經驗。只要出臺的條例方方面面考慮得比較週全，其次在執行過程中有嚴格的監管，另外要有一個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和舉報的制度。採取正向激勵和約束機制相結合的基本原則。杜曉山建議：“你做得好，我有正向激勵的，讓你有一個更好的出路和前景。你做得不好，對不起，立刻關門。而且，甚至罰款。是吧，關門以外，我還要罰你，這樣的話，讓你經濟上拿不到好處，而且你人從形象上，從方方面面你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另外，放貸人的門檻是註冊資本金1千萬，比小額貸款公司要低得多，這樣的門檻會吸引很多人想得到放貸人的合法資格。但是，目前民間借貸的利率遠高於條例中規定的利率上限，因此也不排除，很多民間借貸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規範。 杜曉山説：“我認為會有大量的民間借貸行為他不願意受你的規範。我們從政府的角度要控制，或者説我們從道德的角度要反對的，是你那種盤剝性質的民間借貸，並不反對你這種互助式的，正常商業性行為的民間借貸。至於你進來是更有利於規範你、引導你，而且更有利於從國家的層面或者政府的層面能監控到我們國家資金的流向以及整個金融狀況或者説這种經濟發展狀況的一種指標性的東西，更清晰了，而不是現在是有點模模糊糊不知道怎麼回事，起到這麼一個作用。

 半年之間這兩個為民間借貸合法定位的文件，顯示了決策層切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決心。雖然，《放貸人條例》的推出也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時間表。但民間金融陽光化的道路已經有了一個新的起點，我們希望在不斷地探索中，這些政策能有效地規避風險，讓數以萬億的民間資金實實在在地為中小企業融資排憂解難，為那些準備渡過寒冬的企業帶來溫暖。

策劃：姜詩明

本期主編：于浩

編導：潘敏 劉娜

攝像：李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