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商幫是一個歷史的範疇。離開了特定的歷史機遇、歷史條件，任何商幫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就像春季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發芽一樣。同時，商幫又是一個具有濃厚地域特色的産物。特定的地理條件、區位優勢、地域文化無不影響著、決定著、制約著商幫的興衰演變，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長出特定的植物一樣。

    伴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現代中國有兩股馳騁縱橫的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個是粵商，一個是浙商。如果説前20年因為佔盡“天時地利”，粵商成為最具江湖感召力的商幫，那麼在此後可能相當長的時間裏，就是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幫奏響歷史的最強音。

    當粵商憑藉天時地利率先致富時，浙商卻在經歷著創業的艱苦修煉

    當天時地利發生突變之時，浙商如喜得甘霖的沙漠玫瑰綻放出無窮魅力

    從1978年到1993年，即從改革開放到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前的整整16年，是粵商最為輝煌的時期，是那個時代的對外開放成就了粵商。

    那時廣東人賺錢與內地人相比簡直太容易了，似乎遍地都是黃金。整個80年代，廣東的抽油煙機、洗衣機、冰箱、錄音機、電視機、飲料、電子錶、遮陽傘、彈簧秤、尼龍襪、柔姿紗、T恤衫風靡中華大地，“其面似猴，其身如鳥”的廣東人咬著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話昂首挺胸遊走于全國各地的大街小巷。那時全國人民對老廣是又愛又恨，既羨慕又排斥。還記得那時即便是像中央電視臺這樣嚴肅的主流媒體，在小品、相聲中諷刺暴發戶、奸商之時，其主角往往操的都是帶廣東味的普通話，還有的稱廣東白話為“鳥語”。廣東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多少熱血青年、志士仁人，拋棄工作、檔案，告別妻子兒女，跑到珠三角，以至於一時間大地南傾、孔雀南飛。

    而此時的長三角還完全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中，沒有廣東的天時和地利，沒有可以直通歐美國家的香港老表，沒有什麼優惠政策，也少有什麼外商投資。那時的浙江人，這些農家子弟，這些草根階層，這些行走在街頭沒有人會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獨中，奔走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甚至天山腳下。男人彈棉花、做傢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則擦鞋、修鞋、補鞋。那時的浙江商人，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甘肅等地的人都可憐他們。這些老少邊窮地區的人們還沉浸在“三畝薄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時候，浙江商人則正在經歷地獄之火的磨煉，“走遍千山萬水，説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

    其實整個中國27年來的發展歷程，就是粵商與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化的歷程。

    粵商與浙商，在本質上是相通的———

    處心積慮、絞盡腦汁地完成原始積累；但因各自的天時與地利不同，他們由蝌蚪變青蛙的進化方式又完全不同。粵商的財富積累猶如阿裏巴巴，一不小心打開了強盜藏寶的山洞，錢來得太容易，容易養成一種暴發戶心態。而浙商“創業艱難百戰多”，財富積累猶如針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經一樣，歷經了九九八十一難。這種煉獄般的進化，讓浙商培育出堅忍不拔、刻苦勤奮、雖九死而未悔的執著精神。只要雲開霧散、天時更新、地利變化，這種在苦難中磨煉而出的精神就會釋放出空前的創造力。

    所以當市場經濟的春潮呼嘯而來席捲神州之時，面對天地大變、狂飆突起，各個階層重新大洗牌的格局，那些長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補鞋匠的“圈養動物”們茫然不知所措，而“野生動物”浙江商人卻如龍騰大海、虎嘯山林。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廣東媒體的是諸如“廣東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廣東長高了”等新聞。那時珠江東岸包括深圳、東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利用“兩頭在外”的經濟模式，不僅因此形成一條充滿活力的工業走廊，而且還探索出一套“前店後廠”的模式，促成珠三角與香港之間唇齒相依、良性互動的經濟關係。

    與此同時，日後做大的浙商在做什麼呢？以溫州、台州為代表，那時正處於從“盲流”到“紳士”轉型的早期階段。它們也做實業，但因為沒有廣東那樣的天時和地利，只能從做假冒偽劣産品開始其從流通到實業的轉變。

    其實在90年代後期，浙商已經開始顯示出它厚積薄發的強勁力量，比如義烏的小商品城、紹興的輕紡工業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氣度非同尋常。進入21世紀，粵商日漸式微，浙商開始異軍突起。

    商幫的輪迴

    人類社會中，任何事物的生存、發展都離不了天時、地利、人和。縱觀古今商幫的興衰軌跡，我發現，不是過去人們常説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是倒過來，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粵商與浙商的發展演變證明了這一點，明清之際的晉商與徽商的興衰軌跡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明清之際，隨著農産品與牧産品的相對充裕，兩類産品的交換便成為歷史的必然，這就為晉商的興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機緣。山西所處的獨特的地理區位則為晉商的崛起構成了最重要的地利因素。站在整個中國的角度打量山西，正好位於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遊牧文化的交界處，北鄰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農民種的茶、紡的布，中原的農民種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養的馬。在這兩大需求之間，晉商便自然而然成為交易的紐帶和橋梁，加入這個商貿活動的商人越來越多，其輻射和聚合半徑就迅速擴大。原本只有地方意義的晉商，能量迅速放大，成為一支商業勁旅。

    在晉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惡劣的自然條件。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只能“走西口”。有人從這裡走出去走成富商大賈，而更多人卻由此走上了不歸之路。農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卻成了晉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啟動主要靠經營茶葉，隨著與官府結合，逐漸轉向食鹽等壟斷産品的經營；與晉商的不同之處是，徽商的市場主要在內陸腹地，運輸依憑的主要工具是舟楫。

    作為獨立運作體系的商幫，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帝制時代是不存在的，商幫的命運與其説掌握在上帝手裏，不如説掌握在強勢的皇帝及官僚階層的手中。所以官商結合成為歷史的選擇，晉商與徽商也難以逃脫這一鐵律。

    當晉商和徽商賴以生存的天時、地利隨著封建帝制的崩潰和火車、輪船開通而喪失時，衰落成為歷史定局。

    所以，當浙商們今天豪情滿懷在談論浙商的崛起時，當全中國都在為浙商大唱讚歌時，浙商們一定不要忘記：如果沒有天時地利之變，沒有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的整體崛起，沒有整個中國全方位、寬領域的開放，浙商們縱有三頭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樣在寂寞中靜靜等待。

    同理，如果誰以為粵商從此就會走向勢微、走向衰落，那就大錯特錯了。擁有悠久的商業傳統、深厚的商業文化，並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千錘百煉的粵商，不僅積累了極為雄厚的有形資産，也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無形資産。隨著泛珠三角的區域大整合，隨著東盟經濟的一體化，當今世界一個最具活力的經濟板塊必將在南中國大地崛起，而與之一道崛起的必將是一個強大的南粵商幫。

    歷史上的商幫無論多麼強大，然而由於天時、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終往往都灰飛煙滅。那麼現代商邦能否找到一條永恒之途？

    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一是歷史給現代商幫的特殊機遇———這就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時代環境；二是現代意義的商幫與傳統意義的商幫有根本的區別，傳統的商幫必須依附於封建經濟，跟皇權、跟官府勾結，因而他們的命運只能掌握在別人手裏；現代意義的商幫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階層，他們往往能夠決定一個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他們已經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當然，也就能夠獨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運。

    對商幫，我們大可“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抱著太強的區域或地方心態。商人也好，企業家也罷，其本質是流動的，就像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什麼地方利於財富積累，什麼地方利於企業發展壯大，它就會流向那裏，這也是資本的意志。這種意志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抗拒的。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王志綱 傅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