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訊過後，繼續我們今天的新聞故事。實習、陪酒、學校、夜總會，我們很難想象，這四個詞之間會有什麼樣的聯絡？今年年初，雲南省昆明藝術職業學院的8名女生，被學校安排到福建省福州市實習，而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這8名女生實習的內容不僅僅是要跳舞，同時，還要在演藝吧，甚至是夜總會陪客人喝酒。這究竟是怎樣的實習呢？

　　

    記者以普通顧客的身份來到了，小麗她們曾經“實習”過的福州聚點三演藝吧，我們發現，這裡的演藝人員除了演出，還要長時間的陪客人聊天、喝酒。

　　

    福建《東南快報》的張學德是最早報道昆明藝校女生陪酒事件的記者，他向我們講述了他暗訪小麗和同學們陪酒時，所看到的情景。

　　

    學生們被派往的實習單位是福建泉州中藝演出公司，記者撥打了該公司負責人——朱保紅的4個聯絡電話，試圖去了解這家公司為什麼會安排學生到有陪酒內容的酒吧去實習。

　　

    雖然我們沒有找到中藝公司的負責人，但是在媒體最初報道此事時，朱保紅曾主動打電話給《東南快報》的記者張學德。

　　

    那麼，事實真的是像演出公司所説的——孩子們是自願去陪酒的嗎？在去福建實習的8個女孩中，年紀最小的16歲，最大的還不到18歲，她們都是昆明藝術職業學院“彩雲班”的同學。“彩雲班”是這所學校去年7月開辦的一個“半工半讀”中專班，學生都是來自雲南各地農村的貧困家庭。去年12月，福建泉州中藝演出公司來到學校，希望能夠招收部分學生到福建演出、實習。同時，公司承諾：演出是在正規的場所，學生們還能拿到工資。2007年元旦前，“彩雲班”的8名女生跟隨朱保紅來到達了福建。

　　

    然而讓她們沒有想到的是——實習的地方竟然是酒吧，而且還得去陪酒。這些女孩子首先想到了逃跑，但是偶爾聽到的一個消息，讓她們感到不寒而慄。

　　

    這就是小麗所説的拿花——客人向演員每送出一個花環的費用是100元，這100元中，小麗她們只能拿到30元，剩餘的70元分別歸演藝公司和酒吧老闆。而演員要想多拿到花，陪客人喝酒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小麗告訴記者：在以後的日子裏，她們先後被安排不同的酒吧表演和陪酒。而在春節前，她和另外3名同學又被安排到了一家夜總會，在這裡，小麗她們的實習內容完全變成了陪唱和陪酒。

　　

    每天，小麗她們都要面對可以稱為叔叔、伯伯的客人，並與之週旋，而一些客人提出的要求至今讓她們和家長感到震驚、憤怒、後怕。

　　

    福州麗宮夜總會也是小麗她們曾經“實習”過的地方，記者以將要接待朋友為名，來到了這裡。在這家夜總會一間昏暗的小房間裏，我們發現了10多個還沒有“上臺”的女孩。而接待員的一番話，也驗證了小麗她們的説法。

　　

    從晚上八點上班，到淩晨兩點下班，小麗她們過著黑白顛倒的日子。忍無可忍的孩子們向學校有關領導反映情況，而得到的回答卻讓她們寒透了心。

　　

    萬般無奈下，一向給家長“報喜不報憂”的孩子們，終於説出了實情。2月下旬，這些學生在家長們的幫助下，悄悄逃離了福州，並相繼回到昆明。

　　

    這8名女生怎麼會在酒吧、夜總會實習？學生陪酒的事情學校是否知道呢？記者來到了昆明藝術職業學院，想向學校的有關領導了解相關情況。但是學校保安以領導不在家，無法聯絡學校辦公室為由，阻止了記者的採訪。第二天，記者以學生親屬的身份，終於進入了校內。面對我們的突然造訪，學校答應次日安排學校的新聞發言人接受記者的採訪。

　　

    第三天，記者如約來到學校，見到了學校的新聞發言人，傳媒係的主任——段吉克。然而，這位新聞發言人怎麼也不肯面對鏡頭，同時，學校的攝像機卻對準了記者。

　　

    學校派往福州的人是原學生處處長陳重舫老師，不過，她早在去年的11月就已經辭職離開了學校。而且，她在福州也只停留了三天時間就回到了昆明。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對於“半工半讀”、“以工助學”，國家有明確規定，不僅要求必須有專職老師隨行管理，而且還要制定詳盡的實習計劃。而這些孩子還只是去年7月份入學的新生，將學習不到半年的學生推向社會，還一下子讓學生與公司簽訂了三年的勞務合同，這樣的“實習”，實在讓人費解？

　　

    既沒有考察實習場所，也沒有專人陪同管理，更沒有實習計劃，學生們的實習就在無人監管的狀態下開始了。

　　

    然而，學生們與中藝公司簽訂的勞務合同中，明確列出：學生實習期間每月800元工資中，有500元由公司向學校代交學費，第二年又上漲到了700元。這又該做何解釋呢？

　　

    合同中，學生們的工資收入有相當一部分是用來交給學校的學費，而學校則認為沒有利益關係。對於這份前後矛盾的合同，學校的解釋是——是分管實習工作的王志華副院長一個人操作的，學校並不知曉。由於事發後，王志華副院長已經被學校解聘，記者沒能聯絡上她，陳重舫老師道出了合同的來歷。

　　

    [同期 電話採訪 原昆明藝術職業學院學生處處長 陳重舫10號26：45]這份合同其實是學校改的 原來他們演藝公司也沒怎麼寫 因為演藝公司也沒必要去為學校承擔交這樣的學費 那樣的學費

　　

    在學校採訪期間，記者在亮明身份的後，多次向學校提出採訪學校主要領導的要求，都被以種種理由回絕。而段吉克老師在發現了記者的拍攝後，試圖搶奪磁帶。

　　

    接下來，作為學校新聞發言人的段吉克老師更是語出驚人。

　　

    學校儘量回避記者的採訪，那麼，作為昆明藝術職業學院的上級主管部門又是怎樣的態度呢？記者兩次前往雲南省教育廳，提出採訪要求，均被拒絕。

　　

    目前，福建警方已經對藝校女生陪酒事情展開了調查。另據記者了解：在去福建實習的8名女生中，只有4名學生回到了學校，其餘的或閒賦在家，無所事事，或跟隨打工的父母，遠走他鄉。大多數學生和家長都婉言回絕了記者的採訪，我們能夠理解，兩個月的實習經歷是她們不願觸及的回憶。而有關部門和責任人也都在回避記者的採訪，在這裡，我們不禁要問：誰來對這些孩子們的過去和未來負責呢？

　　

    藝校女生陪酒事件調查

　　

    時訊過後，繼續我們今天的新聞故事。實習、陪酒、學校、夜總會，我們很難想象，這四個詞之間會有什麼樣的聯絡？今年年初，雲南省昆明藝術職業學院的8名女生，被學校安排到福建省福州市實習，而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這8名女生實習的內容不僅僅是要跳舞，同時，還要在演藝吧，甚至是夜總會陪客人喝酒。這究竟是怎樣的實習呢？

　　

    記者以普通顧客的身份來到了，小麗她們曾經“實習”過的福州聚點三演藝吧，我們發現，這裡的演藝人員除了演出，還要長時間的陪客人聊天、喝酒。

　　

    福建《東南快報》的張學德是最早報道昆明藝校女生陪酒事件的記者，他向我們講述了他暗訪小麗和同學們陪酒時，所看到的情景。

　　

    學生們被派往的實習單位是福建泉州中藝演出公司，記者撥打了該公司負責人——朱保紅的4個聯絡電話，試圖去了解這家公司為什麼會安排學生到有陪酒內容的酒吧去實習。

　　

    雖然我們沒有找到中藝公司的負責人，但是在媒體最初報道此事時，朱保紅曾主動打電話給《東南快報》的記者張學德。

　　

    那麼，事實真的是像演出公司所説的——孩子們是自願去陪酒的嗎？在去福建實習的8個女孩中，年紀最小的16歲，最大的還不到18歲，她們都是昆明藝術職業學院“彩雲班”的同學。“彩雲班”是這所學校去年7月開辦的一個“半工半讀”中專班，學生都是來自雲南各地農村的貧困家庭。去年12月，福建泉州中藝演出公司來到學校，希望能夠招收部分學生到福建演出、實習。同時，公司承諾：演出是在正規的場所，學生們還能拿到工資。2007年元旦前，“彩雲班”的8名女生跟隨朱保紅來到達了福建。

　　

    然而讓她們沒有想到的是——實習的地方竟然是酒吧，而且還得去陪酒。這些女孩子首先想到了逃跑，但是偶爾聽到的一個消息，讓她們感到不寒而慄。

　　

    這就是小麗所説的拿花——客人向演員每送出一個花環的費用是100元，這100元中，小麗她們只能拿到30元，剩餘的70元分別歸演藝公司和酒吧老闆。而演員要想多拿到花，陪客人喝酒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小麗告訴記者：在以後的日子裏，她們先後被安排不同的酒吧表演和陪酒。而在春節前，她和另外3名同學又被安排到了一家夜總會，在這裡，小麗她們的實習內容完全變成了陪唱和陪酒。

　　

    每天，小麗她們都要面對可以稱為叔叔、伯伯的客人，並與之週旋，而一些客人提出的要求至今讓她們和家長感到震驚、憤怒、後怕。

　　

    福州麗宮夜總會也是小麗她們曾經“實習”過的地方，記者以將要接待朋友為名，來到了這裡。在這家夜總會一間昏暗的小房間裏，我們發現了10多個還沒有“上臺”的女孩。而接待員的一番話，也驗證了小麗她們的説法。

　　

    從晚上八點上班，到淩晨兩點下班，小麗她們過著黑白顛倒的日子。忍無可忍的孩子們向學校有關領導反映情況，而得到的回答卻讓她們寒透了心。

　　

    萬般無奈下，一向給家長“報喜不報憂”的孩子們，終於説出了實情。2月下旬，這些學生在家長們的幫助下，悄悄逃離了福州，並相繼回到昆明。

　　

    這8名女生怎麼會在酒吧、夜總會實習？學生陪酒的事情學校是否知道呢？記者來到了昆明藝術職業學院，想向學校的有關領導了解相關情況。但是學校保安以領導不在家，無法聯絡學校辦公室為由，阻止了記者的採訪。第二天，記者以學生親屬的身份，終於進入了校內。面對我們的突然造訪，學校答應次日安排學校的新聞發言人接受記者的採訪。

　　

    第三天，記者如約來到學校，見到了學校的新聞發言人，傳媒係的主任——段吉克。然而，這位新聞發言人怎麼也不肯面對鏡頭，同時，學校的攝像機卻對準了記者。

　　

    學校派往福州的人是原學生處處長陳重舫老師，不過，她早在去年的11月就已經辭職離開了學校。而且，她在福州也只停留了三天時間就回到了昆明。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對於“半工半讀”、“以工助學”，國家有明確規定，不僅要求必須有專職老師隨行管理，而且還要制定詳盡的實習計劃。而這些孩子還只是去年7月份入學的新生，將學習不到半年的學生推向社會，還一下子讓學生與公司簽訂了三年的勞務合同，這樣的“實習”，實在讓人費解？

　　

    既沒有考察實習場所，也沒有專人陪同管理，更沒有實習計劃，學生們的實習就在無人監管的狀態下開始了。

　　

    然而，學生們與中藝公司簽訂的勞務合同中，明確列出：學生實習期間每月800元工資中，有500元由公司向學校代交學費，第二年又上漲到了700元。這又該做何解釋呢？

　　

    合同中，學生們的工資收入有相當一部分是用來交給學校的學費，而學校則認為沒有利益關係。對於這份前後矛盾的合同，學校的解釋是——是分管實習工作的王志華副院長一個人操作的，學校並不知曉。由於事發後，王志華副院長已經被學校解聘，記者沒能聯絡上她，陳重舫老師道出了合同的來歷。

　　

    [同期 電話採訪 原昆明藝術職業學院學生處處長 陳重舫10號26：45]這份合同其實是學校改的 原來他們演藝公司也沒怎麼寫 因為演藝公司也沒必要去為學校承擔交這樣的學費 那樣的學費

　　

    在學校採訪期間，記者在亮明身份的後，多次向學校提出採訪學校主要領導的要求，都被以種種理由回絕。而段吉克老師在發現了記者的拍攝後，試圖搶奪磁帶。

　　

    接下來，作為學校新聞發言人的段吉克老師更是語出驚人。

　　

    學校儘量回避記者的採訪，那麼，作為昆明藝術職業學院的上級主管部門又是怎樣的態度呢？記者兩次前往雲南省教育廳，提出採訪要求，均被拒絕。

　　

    目前，福建警方已經對藝校女生陪酒事情展開了調查。另據記者了解：在去福建實習的8名女生中，只有4名學生回到了學校，其餘的或閒賦在家，無所事事，或跟隨打工的父母，遠走他鄉。大多數學生和家長都婉言回絕了記者的採訪，我們能夠理解，兩個月的實習經歷是她們不願觸及的回憶。而有關部門和責任人也都在回避記者的採訪，在這裡，我們不禁要問：誰來對這些孩子們的過去和未來負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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