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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2月23日 15:57 節目文稿 我要評論
説起“神童”,很多人都能説出幾個。我國古代,有12歲就當上宰相的甘羅;七歲就能作詩的曹植;在國外,作曲家莫扎特六歲開演奏會;貝多芬十三歲就創作了三部奏鳴曲。這些人都常被稱作“神童”,現如今,各地都有各種各樣的培訓班、提供各種早慧教育。可有一部早教書籍説,你的孩子也有可能成為“神童”,五個月認字,三歲脫盲,六歲就博覽群書,你相信嗎?
2009年9月的一天,北京的齊福生先生無意中在看電視時,看到了這樣一段內容。
齊福生:説一歲半左右的小孩能識2000個漢字,他們方法很先進,和別的不一樣。
齊福生看到的是一部題為《揭秘:0-6歲兒童大腦之謎》的電視片,從畫面到節目名稱形式,都很像一部科教專題片,內容介紹的是一種兒童早期教育的方法,説這種方法已經培養出了很多智力超群的兒童。
齊福生和老伴一生都從事教育工作,但仍然被這麼神奇的早教方法所吸引。
齊福生老伴:我是中學教師,他是大學教師,沒有見過這樣的孩子,所以才覺得稀罕,覺得挺新奇的。
老兩口有個小孫女不到兩歲,正是早期教育的重要時期。
看到這部20來分鐘的電視片,一生都搞教育的老兩口是感嘆不已,他們想,自己兩歲的小孫女,能不能用這種新奇的方法來培養呢?聚精會神看完,他們才發現原來這其實是個廣告,一段電視購物廣告,銷售的是一套名為《早教革命》的早教資料。
齊福生:準備去買那個材料。
齊福生老伴:打電話問問吧,看能買我們就買,後來我們就打電話。
齊福生:銷售員説是教育部組織的,他説這個了。
《早教革命》系列教育材料,包含有三本書和八張光盤,內容介紹的是一種“立體早教法”。每套售價598元,價格可謂不菲。貴是貴了點,可銷售人員強調《早教革命》是“教育部組織的”,廣告中也説是受命于教育部編寫的,這應該很權威了,可齊先生還是有點不太放心,廣告中那麼説,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根據這套教材的介紹,編寫者名叫馮德全,在湖北武漢市,記者見到了馮德全本人。
來到武漢,多方打聽之後,在一個居民小區裏,記者找到了這家馮德全兒童潛能開發研究所,據工作人員介紹,馮德全是從做“0歲方案”開始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立體早教法”。
湖北馮德全兒童潛能開發研究所所長 馮德全 有100多萬家庭參加了“0歲方案”,培養了大批的特別優秀的孩子。
在研究所張貼的宣傳畫上,記者看到有很多孩子的照片,馮德全説,這些孩子都是用“立體早教法”培養的。他們當中,有的三歲就認2000字,有的9歲小學畢業,有的13歲就上了初中三年級。
湖北馮德全兒童潛能開發研究所所長馮德全 比如説太原的孫天昌,他從3歲脫盲到13歲,讀了4千冊書,很喜歡讀書,博覽群書。
孫天昌,是馮德全經常提到的一個成功典範,也是《早教革命》的電視廣告中專門特別介紹的一個孩子。他10歲就通過了大學英語四級考試,13歲上了大學。那麼,孫天昌是不是真有其人呢?他與這個“立體早教法”又是什麼關係呢?
記者通過教育部門查找,得知在中國科技大學2007級少年班確實有位名叫孫天昌的學生,他的父母目前在太原居住。那麼,這個孫天昌和廣告中的孫天昌是同一個人嗎?
記者來到太原,見到了孫天昌的父母,的確正是廣告中的那對父母。
記者:你是按照馮德全的立體早教法教的孫天昌嗎?
孫天昌母親:孫天昌這個教育沒有任何的方案方法。
孫天昌的父母説,孫天昌的學習成長經歷,其實跟馮德全的“立體早教法”沒一點關係,而是得益於家庭環境。孫天昌的爺爺和奶奶都是教師,孫天昌五歲半時,父母也都辭去工作,應聘到一家學校做老師。一家人都是教師,所以孩子從小到大更多是他們自己在教育。
孫天昌父親:我們明確的講,我們孩子沒有按照什麼馮式早期立體教育的一個方法去教育孩子。
既然與《早教革命》上的“立體早教法”並沒有什麼關係,孫天昌和父母怎麼會出現在《早教革命》教材的電視廣告中呢?
孫天昌的母親:沒有答應任何人用我們和孫天昌的名義做任何廣告。
廣告片裏的片段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孫天昌的父母回憶,他們的確曾經跟馮德全有過接觸,當時是馮德全主動找到他們的,説是要開一個早期教育成果交流會。
孫天昌的父親:馮德全説的是早期教育成果經驗交流會,有好多成功的家庭都會去,這些經驗要總結出來,對更多的人會有幫助的。説希望我們去,馮德全親自來邀請的。
接到邀請後,他們一家就動身去了吉林省長春市,參加交流會,會後説要錄一些電視資料。
孫天昌的父親:第一天開會,第二天就去到東北師範大學説是錄下資料片。
記者:當時你們做節目的時候,他們有沒有告訴你們將來會用於廣告的用途?
答:這個沒有説過。
問:你做節目,他有沒有給你錢?
孫天昌母親:沒有,我們做節目相當於邀請我們去,然後請你們來,來回費用他們出的,其他都沒有了。
孫天昌的母親告訴記者,當時他們只是談了一些對早期教育的認識和心得,沒想到自己和孩子會被用在了廣告裏,反復播出,如今還經常會有各地的家長打來電話詢問,他們感到非常苦惱。
孫天昌的父親:我孩子也很惱火,從大學裏面打電話,説你們又在做什麼節目,怎麼弄得現在同學們天天跟開玩笑似的,當一個笑料説,他還專門為這個事情給馮德全打過電話,他不讓用他來做廣告。
未經孫天昌一家的許可,《早教革命》擅自使用了他們的形象和經歷,移花接木,用於廣告中,成了極具説服力的例證。一個廣告中的成功典範是如此,在《早教革命》教材的廣告中,還有哪些讓你想不到的地方呢?
在《早教革命》的電視購物廣告中有一個片段,這段內容中一共出現了三名主持人的形象,其中,鳳凰衛視的這個畫面上主持人是劉墉,畫面上他正在主持的是《世説心語》欄目的一個版塊《今日心語》,《大智若愚》是這期節目的主題,這個欄目的內容是教大家為人處事的技巧,整期節目沒有任何涉及早教的內容。不僅如此,廣告中説,上世紀末,媒體對這些孩子進行了報道,而經過記者查詢,《大智若愚》這期節目是在2008年7月播出的,兩個時間相差十年之久。
還有一位主持人,是中央電視臺七套的節目主持人李威,而他的情況,更讓人啼笑皆非。
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 李威 他現在用的畫面是我主持的《科技苑》欄目的背景,但是他把裏面的圖像替掉了,原來電視的那個位置他換成了一個孩子(的圖像),我主持的節目一個是《科技苑》,一個是《每日農經》,這兩個節目都是講農業知識和農業實用信息的,不可能涉及早教的內容,我想他這樣的做法應該是侵犯了我的肖像權,並且對我的名譽造成了一定損失,所以我保留提起訴訟的權利。
未經許可和同意,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用於廣告宣傳,已經涉嫌侵權,而在記者進一步的調查中,發現《早教革命》的廣告中,假冒之處還有更嚴重的內容,而那恰恰又是讓家長們最信賴的。
在《早教革命》這部早教書籍和光盤的廣告片中,還有這樣的內容格外引人注目。“1978年2月的某一天,時任教育部‘兒童潛能開發’顧問的馮德全教授,接到了關於開展嬰幼兒早期教育研究的命令,隨後的一個月,嬰幼兒潛能開發課題組在武漢成立。”“2007年8月,當太陽像往常一樣悄然升起、光耀大地時,一段改變中華民族未來的時刻即將來臨,由教育部‘科學教育——開發兒童潛能’課題顧問、中國當代早教之父馮德全教授受命編寫的首套立體早教法教材《早教革命》問世。”
除了時任教育部“兒童潛能開發”課題組顧問,還有這樣的字眼“由教育部‘科學教育——開發兒童潛能’課題顧問、中國當代早教之父馮德全教授受命編寫的”,和很多家長一樣,“教育部”這三個字,深深吸引了北京的齊先生,這樣的描述,無疑透露著一種權威,那麼,廣告中提到的這個教育部“兒童潛能開發”課題組是怎麼回事,它是否存在呢?
原教育部副部長 韋鈺 教育部有一個教育研究基金曾經立過這個題。
韋鈺,原教育部副部長,她向記者介紹,教育部有一個教育研究基金曾設立過一個課題,但課題的全稱是《科學教育——開發兒童少年潛能研究》,而且這個課題是在1998年她擔任教育部副部長之後開始的,與廣告宣傳中所説的1978年相差有二十年。
此外,廣告中説,該課題組是在馮德全所在的城市武漢成立,而實際上教育部的課題組是在江蘇,為進一步求證,採訪中韋鈺部長又給課題負責人、原江蘇省教委副主任張光鑒打去電話,對方明確表示,從來沒有聘請過片中冠以“早教之父”的馮德全擔任課題組顧問。
那麼,《早教革命》以及“立體早教法”,是不是受命于教育部研究的成果呢?北京的齊先生就此也向教育部做過諮詢。
齊福生:給教育部打了電話,教育部幼教處,他給我回答他查一查。過了兩天,他查一查,(回話説)沒有這個事,我們這兒沒有這種幼教的(教材)。
記者:《早教革命》是教育部來委託你們編寫的?
馮德全:不是,那是我自己編的。
再看《早教革命》的廣告片,的確製作得很巧妙,全片很大程度模倣了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探索發現》欄目的包裝形式,並且取名為《科學探索》。
齊福生老伴:剛開始沒覺得是廣告,而且覺得是有什麼新的發現。
我國《廣告法》第七條第二款規定:不得使用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名義做廣告。《廣告法》第十三條規定:廣告應當具有可識別性,能夠使消費者辨明其為廣告。大眾傳播媒介不得以新聞報道形式發佈廣告。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發佈的廣告應當有廣告標記,與其他非廣告信息相區別,不得使消費者産生誤解。
顯然這則廣告片和宣傳的內容存在諸多不實和違法之處,而在採訪中,多位專家也對《早教革命》資料中的“立體早教法”提出了質疑。
採訪時,馮德全一直強調,“立體早教法”的重點在“立體”二字上,讓孩子“全方位、多角度”的綜合發展,然而,專家指出,理論上沒錯,但仔細分析其早教法,重點其實就是強調在識字上,而很小就能認識很多字,往往是最容易打動家長的。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秘書長 王化敏 我看馮德全的材料,他最重要的一點,對家長影響最深的一點,就是説5個月開始識字,3(歲)掃盲,才是對家長刺激最大的內容。因為他前面所説的什麼健康語言發展,還有交友能力,品德這些,都是對的,但是最後不是落實到這些內容上,而是落實到識字上,它和其他的不同就是識字,落腳點落在識字上,而且這種口號提出來,非常蠱惑大家的人心。
在《早教革命》書籍和光盤的外包裝上,有這樣一個《嬰幼兒發展標準》,中央教科所研究員劉佔蘭告訴記者,這個標準明顯有問題。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佔蘭 這個標準當中,我們很輕易能夠看出漏洞來,首先我們看0到1歲的,第四條講到0到1歲的孩子開口説話,能説出單個的字,下面就提出來能背誦五言絕句,怎麼可能背誦五言絕句。上面提到背單字,後面就背五言絕句,那麼,這個標準都是自相矛盾的。
依照這個標準要求,孩子兩歲左右識字量達到2000個,三歲左右達到3000個,四歲能流暢地讀書、看報,五到六歲讓孩子掌握三年級以下的知識。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佔蘭 這是典型的超前教育,是我們學前教育當前最大的誤區之一,違背了孩子身心發展的規律和學習特點,違背了他們的年齡特點。
馮曉霞,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學前教育係教授,從1978年就開始從事學前教育領域,三十多年裏接觸了大量的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學齡前兒童。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學前教育係教授 馮曉霞 這個現象我們沒有看到,完全沒有壓力的,就能夠認識3000個字,我不敢説一定就做不到,但是我沒有見過。
從事漢字研究四十多年的王寧教授告訴記者,只有理解掌握了音、形、義、用才能叫做真正的識字,而幼兒通過接受反復的刺激,從表面上看是能夠記住一些文字,但其實是一個障眼法。
北京師範大學漢字與中文信息處理研究所所長 王寧 我們知道指認,有各種各樣的背景可以被他指認,比如位置,這個字比如説我貼到墻的中等的(位置),每次我都抱著在我的前面,都在那兒,而且(字)旁邊那些東西都有它的背景,你老去弄,老去弄,重復這個東西以後,他會憑藉著各種各樣的原因,找到這個東西。你看那個馬戲團的訓練那個動物,他怎麼訓練的,他就是不斷的重復,養成了他本能一種反射性的東西。
而靠著反復的強化訓練和刺激,幼兒即便形成了對某些文字的指認,由於腦部負責記憶文字表述的區域發育欠缺,也不能維持很長時間。
北京師範大學漢字與中文信息處理研究所所長 王寧 一個阿姨天天去,他就會認識了,張阿姨、李阿姨,他就會認識,好,你半年不去,你再去,他就不認識你了,何況一個字呢,這個字比人要抽象得多吧。
原教育部副部長韋鈺:總的來説你小時候的東西是不容易記住的,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大腦負責這個記憶情節的,記憶這種文字表述的回路還沒有形成好。所以那個時候你叫孩子拼命地記,實際上是沒有用的 ,你就是很累很累教他,他都會忘掉。
韋鈺部長告訴記者,最為重要的是,現代科學已反復證明,一個人的認知發展與腦發育過程密切相關,孩子各個年齡段都有不同的認知發展和教育重點,必須要與腦發育的過程和階段相適應,如果違背兒童的身心發展規律,過早地訓練幼兒練習識字,看似認得了很多字,其實已誤入歧途,而對孩子造成的潛在危害、弊端甚至會影響人的一生。
北京的一位幼兒園老師,就曾經接觸過兩個三歲識字量達到3000個的孩子。
北京市某幼兒園老師 往往游離在其他小朋友之外的,他會自己溜達自己玩,跟小朋友的交流就會很少,還有一個孩子,他的語言發展、口語表達能力的發展上,就會明顯跟同齡的孩子相比偏弱一些,處於中等、中下等這樣的狀態,他對書本的興趣、對文字的興趣,大於他對周圍的環境好奇和觀察。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佔蘭:家長的仲介作用極為重要,你在早期給孩子的哪一種刺激越多,他就會順著這樣的一個感覺通道來發展,而其它方面就弱化了,如果孩子只對這種抽象的、方塊字那樣的東西,從5個月開始感興趣,而廣泛的、對他一生特別重要的經驗,沒有機會學習接觸了,那他的後果可想而知了。
2009年11月19日,教育部專門發佈一則聲明。
聲明説:近期,我部經常接到各地家長來電舉報和詢問,國內多家電視臺頻繁播出題為“科技探索”、“揭秘嬰幼兒大腦”等宣傳片,推銷《早教革命》書籍及光盤,一些報紙和網絡媒體也大力宣傳該書,並在其購物廣告和宣傳中多處冒用教育部名義,稱該套資料“受教育部委託,得到教育部認可”,編寫者是“教育部兒童潛能開發顧問”或“教育部科學教育課題高級顧問”,或稱該書“被教育部列為中國家庭早期教育範本,並受到了高層關注”,“被教育部倡導且大力推廣”等等。為此,教育部辦公廳聲明:教育部從未聘任過兒童潛能開發顧問和科學教育課題顧問,從未組織、授權任何單位和個人編寫《早教革命》,更未鑒定、推薦和倡導《早教革命》。《早教革命》一書的編寫、出版發行和推廣行為均與我部無關。在兒童早期過早進行識字強化訓練違反兒童身心發展規律,請有關單位和廣大家長提高警惕,謹防上當受騙。特此聲明。
對早期教育的日益重視,催生出了龐大的早教市場,但其中誇大宣傳者有之,渾水摸魚者有之,確實存在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問題,心切的家長需要擦亮眼睛。
責編: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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