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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孟慶海 記者：李傑、王津 攝像：張明、張小明）
我們欄目在11月3日播出了《北大教授為何死在北大醫院》的報道，引起了社會高度關注，衛生部已責成北京市衛生局對北大醫院醫學生從事臨床診療問題進行認真調查，核清事實，提出處理意見，並及時向社會公佈。同時，衛生部要求北大醫院針對臨床教學中出現的問題，舉一反三，認真整改，並將有關情況及時向北京大學醫學部和教育主管部門報告，積極配合衛生行政部門認真調查處理好此次事件。我欄目也將對此進行跟蹤報道。
好，開始我們今天的節目。最近大家都很關心60個被拐孩子的命運，上個星期公安部在網站上公佈了他們的信息，經過這一週尋找，已經有3個孩子回到了親生父母的懷裏。
除了網上公佈的這60個孩子，從今年4月份公安部組織打擊拐賣兒童專項行動算起，到上周，全國共破獲拐賣兒童案件1840起，解救被拐兒童達到2169名。
我們為這些被解救出來的孩子高興，但也有不少疑問，怎麼會有這麼多孩子被拐賣？他們又是怎麼落到人販子手裏的？我們的記者到廣東東莞進行了調查。
（圖片：記者調查了解到，很多孩子被拐賣都和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有很大關係，不少農民工工資低，沒錢送孩子上託兒所幼兒園，經常可以看到幾歲大的孩子就自己在路邊玩，沒人管，而且這些地方人員流動性大，居民混雜，這也給人販子下手提供了方便。）
在東莞寮步鎮，有一個9個月大的孩子叫葉銳聰，他在自己家門口被人從看管人的懷裏給搶走了。
失蹤兒童葉銳聰母親鄧惠東：“就在這裡，我女兒就在這邊邊上的，貼邊的那個小型麵包車，就倒過來了，倒了過來之後，我以為就是説它在前面掉頭，當時我看見我女兒的動作很快，就把她弟弟抱起了，但是沒有過幾秒鐘，它（麵包車）就打開車門，它就退過來，不下車的就打開車門，就幾秒鐘時間。”
鄧惠東説，劫匪在她眼皮子底下，從她11歲的女兒懷裏搶走了9個月大的葉銳聰。她雖然拼命追趕，但犯罪分子仍然帶著他的兒子逃之夭夭。在東莞，記者一共調查了30多位失蹤兒童的家長，家長反映，無論是放學路上、超市、自己的家門口，犯罪分子幾乎無孔不入，他們偷走或搶走的孩子，最小的剛生下來幾天，最大的也只有9歲，絕大多數集中在3到7歲之間，同時，這些失蹤兒童的家長以做生意為主，往往是父母雙方有一個人在做生意或者打工，另一個專門照看孩子。
失蹤兒童焦怡樂母親焦軍華：“她媽媽帶她。”
失蹤兒童鄭沙龍父親鄭春忠：“我是老婆是專門帶小孩。”
很多家長都告訴記者，他們丟失的孩子，根本就沒有出現在東莞失蹤兒童的統計數字裏，也沒有出現在東莞市公安局彙報給公安部的材料裏。而民間的説法，東莞市近年來兒童神秘失蹤的人數竟然達到了上千名。
失蹤兒童鄭沙龍父親鄭春忠：“自從2000年以來，按我們自己的推算，（失蹤兒童）應該在一千個以上。”
這些家長稱，他們湊在一起不惜傾家蕩産懸賞一千萬要找回自己失蹤的孩子。
鄭春忠：“我了解到很多家族，他們為了找小孩，他們去過，他們基本上走過半個中國，他們每個人都是花費了幾十萬，我後來在想，我們在想，這樣是不是很大的資源浪費，也許就是説，我們如果籌一千萬（元），重賞之下也許會有勇夫，也許會給我們提供線索。”
為什麼人販子會盯在東莞這個地方頻頻作案？
我也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平時要是自己的孩子有點頭疼腦熱，都會心疼。看到東莞這些丟了孩子的父母，不敢想象他們的心裏會有多難受。
是啊，剛才那位母親鄧惠東在光天化日下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被搶走，東莞拐賣兒童的猖獗可見一斑。為什麼人販子會盯在東莞這個地方頻頻作案？我們也做了進一步調查。
東莞聚集了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其中就有不少是託兒帶女的父母。在一些犯罪分子眼中，這些農民工的孩子就是他們的獵物，為了拐賣孩子，一些犯罪分子完全不把當地警方放在眼裏，各種場所都可以成為他們拐賣兒童的狩獵場。在東莞長途車站，這個母親告訴記者，犯罪分子只用三四分鐘的時間，就偷走了她的孩子。
失蹤兒童付敏敏母親肖香娥：“元宵節那天，就是跟她外婆回家，回湖南，經過東莞長安那個地方，那個車站在那裏停車，3分鐘就丟了。”
肖香娥是湖南省洞口縣人，在廣東省深圳市打工，去年年底，她把只有兩歲多的女兒付敏敏從湖南老家接到深圳過年，過完年後在元宵節這一天，由孩子的外婆把孩子帶回湖南老家，沒想到由深圳開往湖南的長途汽車，途徑東莞市長安鎮上沙車站，僅僅停靠了幾分鐘，她的孩子就被人偷走了。
肖香娥：“當時（車）就停在這裡，那個女孩子，那個女人抱小孩的那個地方。”
記者：“車子在這兒幹什麼？”
肖香娥：“它在這裡搭客，載客，我媽媽去上廁所，因為它停下來了，上廁所以後小孩不見了，回來的時候小孩就不見了。”
記者：“多長時間？”
肖香娥：“大概4分吧。”
記者：“你怎麼知道4分鐘呢。”
肖香娥：“因為當時有兩個攝像頭在這裡，在這裡有轉（著），這裡有個攝像頭，看到我媽媽下車的時間是47分13秒，然後再一次它是轉動的，我媽媽上車的時候（鏡頭）沒看到，再從車廂找小孩下來的時候是53分，中間只有5分鐘，但是我媽媽還上車找了，車上找發現不見了的時候才下來，我小孩當時在最後一排睡覺。”
在東莞，犯罪分子不僅在車站拐賣兒童，同時他們還把罪惡的雙手伸向了農民工的居住地.肖香娥的孩子丟失後，她一邊發動親戚朋友四處找線索，一邊隔三差五的跑沙口派出所，找孩子的事毫無進展，她卻在派出所遇到了又一個丟失孩子的家長。這就是來自湖南在東莞市長安鎮打工的焦軍華、陳華娟夫婦，他們的女兒焦怡樂在今年2月27號丟失，也就是説在付敏敏丟失18天之後，東莞市長安鎮再次發生孩子失蹤案。
失蹤兒童焦怡樂母親陳華娟：“是在這裡，在這裡給人抱走了，我問那個賣商品那個人，他説後來一對年輕的夫婦，抱走了，抱（著從）這裡走了。”
目擊者告訴傷心的陳華娟，一個50多歲的老人和兩個30多歲的年輕人抱走了她的女兒焦怡樂。在東莞，由於孩子被拐走的現象經常發生，一些家長也提高了警惕，他們一邊工作，一邊盡最大的可能守護著自己的孩子,但在犯罪分子眼中，家長的這些努力卻顯得有些徒勞，畢竟父母不可能24小時都牽著孩子的手。
我們注意到，很多孩子被拐賣都和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有很大關係。我的同事就發現，不少農民工工資低，沒錢送孩子上託兒所幼兒園，經常可以看到幾歲大的孩子就自己在路邊玩，沒人管。而且這些地方人員流動性大，居民混雜，這也給人販子下手提供了方便。
有這麼多隱患存在，難怪人販子會盯上他們。説到這裡，我很擔心這些孩子被拐走以後的遭遇，他們會受到虐待嗎？人販子又會把他們賣到哪兒去呢？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段資料畫面，在雲南昆明，晉江市公安局接到群眾舉報，有人在販賣嬰兒，公安局立刻派出民警化粧成買主，來到一個叫（陳埭鎮）的地方，在這間不足10平方米的簡易房裏，兩個待價而沽的嬰兒被隨意的放在一張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落在床邊的人販子一聽説是來看孩子的，馬上向偵查員談起了她的生意經。
“會有什麼問題？”
“我已經做了十多年了，從沒問題。”
“賣過多少個孩子？”
“沒數過，賣了好多個（孩子）了。”
第二天中午外圍民警布控完成之後，偵察員再次來到小屋，見到所謂主事的老闆，見時機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獲四名犯罪嫌疑人。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們只是負責直接面對買家，更大的上線是一個叫（吳美忍）的女人，她專門搞批發，家裏有更多的孩子，於是公安幹警直撲位於晉江市羅山鎮的（吳美忍）家。推開她家的家門，只見一張大床上放著三個正在哭鬧的嬰兒，旁邊的童車上還有兩個，他們全部都是只有幾個月大的男嬰。
雲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七大隊大隊長李寧：“在雲南我們的昭通，會澤，宣威，在這些地方，有很多這種幾代人都從事這種販賣人口的犯罪活動，這种家族形式存在，他們這些人也就混雜在來昆明的外來人員當中，也就到了昆明，他們看準周圍機會這麼多，他們也就下手了。”
雲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偵大隊大隊長馬寧：“通過這樣辛勤的努力以後，找回來的兒童應該説跟丟失的兒童這個比例還是很低的。”
當地警方告訴記者，犯罪分子偷到孩子後，一般會在30分鐘內離開這個城市，並很快就會通過團夥的力量，在其它地區被當作大白菜一樣標上價格進行出售。這些被偷孩子的命運是，大部分會被一些家庭買來收養，另外一些孩子的命運是或者淪為乞丐頭控制的小乞丐，一些女孩甚至最後會淪落風塵。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比如説把女孩子養大了，再去賣到色情行業的。”
心愛的兒女離開自己，他們未來的人生也不知道會怎樣，他們是否是否穿的暖、吃的飽，是否受到虐待，他們能不能享受教育，病了有沒有人管，一想到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感到鑽心的痛。
“我們孩子開始丟的時候，還不敢跟老人説，一想到老人心裏面就難受，本來老人的身體就不好，孩子又丟了，我們結婚了五六年，才有這麼一個小孩。”
洪濤，從雲南警方破獲的這起案件裏，我注意到，現在拐賣兒童已經形成了一种家族式、專業化、跨地域的犯罪網絡。你想人販子得手後，半個小時不到就能把孩子轉移走，等到家長髮現孩子不見了，再去報案的時候，孩子早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警方很難馬上找到破案線索。
人販子這樣的速度和效率絕對不是一兩個人可以辦到的。那麼，這條地下産業鏈究竟是怎麼組成的？其中又隱藏了多大的暴利呢？
警方稱，拐賣孩子已形成了盜、搶、售“一條龍”服務
全國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拐賣，現在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
不過，我們可以肯定，在東莞、昆明這些地方，一定有一個規模龐大的地下網絡在支撐著這個黑色行業。那犯罪分子從這些孩子身上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
（圖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告訴記者，之所以幾十年打擊拐賣兒童的現象，都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對買孩子的家庭打擊不夠，甚至很多時候，他們還集合起來圍攻公安機關的執法人員，針對目前對拐賣兒童打擊偏軟的現實，王大偉也建議，預防孩子被拐賣遠比發生拐賣後再去找尋更為重要。）
警方告訴記者，人販團夥內部分工也很複雜，有人負責偷盜，有人負責運輸，有人負責販賣，一個環節遭受打擊，往往其它環節就會很快得到消息。
雲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偵大隊大隊長馬寧：“我可以抓你就去抓，那要是一抓，抓他的時候你動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邊的線也就斷了，那一個小孩也別想找回來，那麼現在有很多的地方它形成了一個盜、搶、售一條龍的服務，甚至説在個別的地區，這個販賣嬰兒的隊伍可以達到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中間以女性為主。”
人販子違法犯罪，圖的就是錢，那麼高達幾十人的團夥，要賣多少孩子，才能産生足夠的利潤，支撐它的運行呢？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過去比如説在十幾年以前大概一個孩子幾千元錢，它只是專門的為了盜搶，販賣，那麼這些年，它是成倍的增長，它裏面又分為男嬰，女嬰和健康兒童，那麼在不同的經濟發展地區這個利益是不一樣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就是有巨大的利益驅動，這種利益是傷天害理的。”
記者：“在發達地區，這個孩子，一個男嬰，能賣多少錢？”
王大偉：“這個要幾萬元錢，甚至説還要再高一點。”
在昆明破獲的案件中，這兩個孩子被人販分別標價17000元和18000元，人販子告訴記者，那些自己不能生育的家庭，一般都能接受這樣的價格。同時人販子也告訴記者，他們只相當於中間的零售商，這些孩子都是他們從別人那裏批發來的，那麼，這些孩子批發的價格又是多少呢？公安機關順藤摸瓜，抓獲了批發孩子的人販子。
犯罪嫌疑人：“一個小孩賣一萬一。”
批發孩子的人販告訴記者，他的進貨渠道，有的也是從別的批發商那裏買來的，有的是從偷孩子的人販那裏買來的。而偷孩子的成本最低，賺的也最多。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它成本就是我能盜就盜，能搶就搶，能拐就拐，他（人販子）頂多是個運輸成本。”
王大偉告訴記者，從偷孩子到把孩子賣出去，這些人販子的成本就是些交通和住宿費用，利潤往往在10倍以上，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在鉅額暴利的驅使下，才敢於鋌而走險。
雲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偵大隊大隊長馬寧：“拐小孩很容易得手，簡單到就是有的抱著小孩説走，我給你買一個玩具，還有的就是給他一粒糖，一顆大白兔或者一瓶酸奶，簫墻就乖乖地跟著他走了，就被他抱走了。”
花個幾十塊錢甚至幾毛錢的成本，就能一搗手賺上幾萬塊錢，這就是吸引那些人販子鋌而走險的暴利空間。
除了巨大的利潤，人販子還看中的就是城市裏那些有利於他們下手的治安盲點。你想，一個孩子即使賣幾萬塊錢，這中間也要搗好幾道手，有好幾個人來分，對人販子來説，要想賺大錢，只有找到能經常下手的地方，他們瞄準了哪呢？再來看看。
記者注意到，無論是東莞還是昆明，兒童失蹤的一個特點就是：大部分都發生在城鄉結合部。在昆明官渡區護福村，來自貴州農村的王興普告訴記者，他的兩個男孩在家門口被人拐走，至今沒有音信,而4年時間裏，他統計昆明城鄉結合部的失蹤兒童就達到將近200名。
昆明外來務工人員：“（雲南）昭通，四川，福建我們都去了，我們去的地方多了，現在我們找得一分錢都沒有了。”
記者注意到，在城鄉結合部，你能聽到的幾乎都是外地口音，聯防所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裡居住的大多數都是外地人。
昆明市官渡區前衛鎮福德第二巡訪中隊隊長謝道紅：“有27個省份的人（住在這裡）。”
謝道紅告訴記者，護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但是外來人口達到了6000多人，遠遠超過了本地人。同時外地人還在源源不斷的涌進來。同樣護福村所在的官渡區常駐居民只有56萬人，但是外來人口超過了100萬人。
謝道紅：“近幾年比較難管理。”
大量來昆明打工的人員就拖家帶口地，擠在這樣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現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樓裏面少則5、6戶，多則10幾戶，幾乎家家戶戶都住著外來打工人員。城中村就變成外來人口聚居的地方，丟孩子的事情時有發生。
昆明外來務工人員王興普：“晚上八九點鐘你出去，假如你是女孩，你身上要是面前吊一個手機，你要注意一點，小心一點，不注意他就給你搶去跑了。”
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全家的收入並不高，除去房租他們的收入也就只夠維持溫飽，所以孩子的教育問題也很難考慮。在官渡區的一個村子裏，記者看到，父母們都忙著各自的工作，孩子們只能自顧自的在巷子裏玩，沒有人理會這些孩子。這個小姑娘已經獨自玩了很久，看不出來誰是她的家長。眼前的這個小孩子正在酣然入睡，記者觀察了有半個小時也沒有人來照看他一下。就在記者採訪當天11點鐘左右，在這個墻角又丟失了一個孩子。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他們沒有時間去照顧孩子，也沒有專人去照顧孩子，所以這一類盜搶嬰兒的事件時有發生。”
怎麼才能剷除這種惡劣的犯罪行為？
昆明官渡區這些城中村時常丟孩子，在當地早就不是什麼新聞，我們欄目前幾年也曾經調查過。沒想到，幾年過去，這裡拐賣兒童的情況還是比較嚴重。
拐賣兒童既有社會治安、城市管理、經濟落後等原因，也有法律制度上的問題。怎麼才能剷除這種惡劣的犯罪行為？來聽聽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的建議。
採訪中，王大偉教授告訴記者，之所以幾十年打擊拐賣兒童的現象，都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對買孩子的家庭打擊不夠。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這些盜搶嬰兒如果沒有買方市場，它也不能形成氣候，而正是由於有了買方市場，有很多人有傳統思想作祟，比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比如抱個孩子來，兩個孩子好養活，這種思想作怪，所以存在一個買方市場，那麼也就説加速了犯罪的氾濫和蔓延。”
王大偉告訴記者，在打擊拐賣兒童的行動中，犯罪分子遭到嚴厲打擊確實大快人心，但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是，那些花錢非法從人販子手中買來兒童的家庭，卻很少受到嚴厲的懲罰，甚至很多時候，他們還集合起來圍攻公安機關的執法人員。
王大偉：“有可能你去解救的時候，收養方甚至還不高興，甚至説收養的村莊還組織人來和公安機關作對。”
人販子違法盜搶、拐賣兒童，需要付出成本，他們不可能發善心去把兒童免費的送給別人撫養，而一些家庭花錢買來兒童，已經和合法的收養有著本質的區別，但現實卻是，一些家庭買來孩子後，通過多年的生活，往往建立了感情，這種情況下，即使親生父母找上門來，也要尊重孩子的意見，導致非法買賣人口的所謂“養父母”得不到法律的制裁。這樣的寬容雖然展現了人性善的一面，但它也是滋生犯罪最大的溫床。
王大偉：“要堅決的打擊，即使説你是為了‘收養’目的，你沒有去販賣，但是你要是明知他是被販賣的，拐賣的兒童，我個人認為也要追究他的責任，當然不一定是刑事責任，但是也要讓他受到一定的懲罰，絕不允許這種案件氾濫成災。”
針對目前對拐賣兒童打擊偏軟的現實，王大偉也建議，預防孩子被拐賣遠比發生拐賣後再去找尋更為重要，所以應該多給孩子一些社會常識的教育，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説話，也不要相信陌生人的糖果。同時，孩子萬一被拐，他也希望家長採取有效的措施積極自救。
王大偉：“孩子上學稍微大一點的，比如説上初中的孩子，那麼女孩子更要，這是英國的東西，也就説一旦遇到突發事件，色狼或者是人販子，我們把它拉開，你看，尖叫報警，即不傷害兒童，又可以把別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尋人撲克，這上面聯絡電話什麼都有，有尋親熱線，也有孩子照片，出生日期，失蹤地點，你像這個是發了40萬副，把這個孩子的照片還有電話都放在裏頭，結果最後找回了13個。”
半小時觀察：
公安部的最新消息説，這次打拐行動中，298個被拐兒童找到了親生父母。不過，成績背後還有個沉甸甸的數字，1900多個解救出來的孩子至今沒有找到自己的父母。事實上，僅僅依靠警方一場場打拐行動來解救被拐兒童，經濟成本社會成本都太高昂。呵護好這些孩子需要我們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比如為農民工開辦廉價幼兒園託兒所，以及像專家建議的提高對買孩子一方的懲罰力度。堵住這些漏洞，將會挽救更多的孩子。
2009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於今天正式啟動
萬眾矚目的中國經濟年度盛典—郎酒紅花郎2009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於今天正式啟動。
今年適逢經濟年度人物評選的第十屆，所以今年評選的一大亮點是在原有項目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子項目，十年商業領袖人物特別評選，也就是從往屆的年度人物中評選出中國經濟十年商業領袖人物。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中國經濟年度人物過去十年的評選，見證了中國十年的發展，見證了中國的崛起，從現在來看，大部分節目的評比都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也就是説，當年評選的那些人物不僅代表了當時的一些經濟熱點，而且也代表了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走向，也代表了中國企業更深的競爭力塑造的力量，到了今年十年的時候做這樣一些盤點，能夠把這十年優秀當中的優秀者再選出來，我覺得意義非常重要，不僅是宣傳企業本身的精神，也是給大家鼓舞信心，使我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更具信心。”
2009年年度人物評選的另一大創新， 是今年經濟年度人物評選將首次聯手北大， 清華， 中歐， 長江等國內四大商學院， 把年度人物的模式和經歷提煉而為商學院的商業案例。
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許文廣：“我們要提升經濟人物評選的品質，讓我們經濟年度人物評選的這些人物，同時成為這些商學院研究的案例，進入他們的教學當中，同時也把這些案例匯集成書，將來大家再回顧這一年經濟年度人物的同時，也能夠梳理這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的新的模式新的經營理念。”
此次年度人物評審組成員，同時也是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的周長輝説， 此次經濟年度人物成為商學院案例， 通俗地講，就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對評選出的十大人物做一個學術鑒定，或是説，一個學術視角的小體檢。
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周長輝：“簡單地通俗地理解，是他們的事跡成為案例，每一個案例的開發，背後需要一個或幾個教授，採用獨特的理論視角，通過一些研究方法進行挖掘，裏面可能埋設一些在教學裏面，通常我們叫做‘扣兒’伏筆，用在課堂裏面啟發新學員，能理解一些我們通常在中國企業家、IT經理人世界，讀到得一些東西，所不能理解到得高度，也就是郭主任所説的，中央電視臺的高度，四大商學院今年的參與可能會增加那麼一點點高度，就是學術的高度。”
責編：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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