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攝

　　2010年，中國的房價瘋了。

　　這一年，北京望京地區“地王”邊上的一套64平方米的住房，一個星期裏總價漲了34萬元。

　　房價令人們變得極度懊悔。有時候，小兩口合計買房子，其中一個稍一猶豫，價格便又上躥了十幾萬元，為此引來一番不滿和爭吵，乃至分道揚鑣。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

　　不光是北京，倒退幾個月，報紙和電視上，乃至街談巷議裏，人們的話題離不開“房價”、“月供”和頻頻刷新紀錄的“地王”。土地已經變成最值錢的東西，一句新民謠在人們口頭流傳：樓市月有地王出，各領噱頭十幾天。

　　房價是在人們猶豫不決的觀望中突然爆發的。2009年年初，上一輪房地産的低迷期還沒走出，那些錢包癟癟的人還夢想著房價再降一點，沒成想，進入3月，它突然發力，且一發不可收拾。一個小區半年前每平方米價格只有1．9萬元，半年後一看，變成了2．9萬元。原先是買了房子的人嫌降價太多，圍著售樓處紛紛要求退房，現在一套房子剛開盤，就被搶光了。《參考消息》則援引外電：中國每天新建房屋面積，已經佔全球總量的50％左右。

　　今年48歲的穆圖，一年前賣掉自己在北京昌平區的經濟適用住房，希望在北京城裏買一套小一點的住所，結果，從2009年年末一直看到2010年5月,房價一路飆升，距離他的心理價位已越來越遠。這讓這個經歷過中國住房改革全過程的中年人萬分感慨。回想30年前，中國人的住房由單位分配，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價甚至要“趕美超英”，這期間的變遷，真是滄海桑田啊！

　　1978：醞釀變革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北京視察新建的幾十棟公寓住宅樓時，曾希望能用積蓄替兒子買套房子。

　　隨行的國家建委副主任張百發回憶，鄧小平先是“問居民住房可否成為商品，當時現場的同志沒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説，如果房子算商品，我這幾年也還有點積蓄，想買套房子給樸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顧，只有這個樸方，是因為我致殘的，我需要照顧他”。

　　當時不像現在，房子尚未成為商品，中國大多數父親也還沒有替兒子買房的打算。不過，這一年發生了幾件事，預示著中國人的住房生活可能要發生一些難以預料的變化。

　　這年秋天，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他特地聽取了當地官員關於公共住房計劃的介紹，並登上高樓，鳥瞰當地的住宅小區。訪問結束當天，他又突然走進當地一個普通房間，認真看了每個空間，特別是洗澡間，並不住稱讚。

　　再早些時候，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城市住宅建設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傳達鄧小平關於解決住房問題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

　　1978年的中國老百姓還沒有聽説過“房地産”這個詞語，他們只曉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擠、太小。在此前的將近30年裏，涌動於大江南北的中國人，被西方新聞界形容成“螞蟻”。這群螞蟻人穿著邋遢，顏色、式樣幾乎相通的衣服，住在低矮、擁擠、破舊的房子裏。

　　上海華光儀錶廠會計楊希鴻的家，就是這些房子中的一間，13平方米，擠著3口人。3.6平方米,在當時是上海一個普通職工的生活空間。在一個不到1．2米高的閣樓上，楊希鴻的女兒上下了十幾年。

　　不僅在上海，1978年的中國，擁擠是每一個城鎮居民最真實的居住體驗。近30年間，中國累計用在住宅上的投資為374億元，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積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其中有5年裏，上海市的統建住宅沒建造過哪怕1平方米。

　　住房窘迫到什麼地步？學者楊絳後來回憶，她和錢鐘書在學部辦公室住了將近3年，“南北二墻各裂出一條大縫”。後來，人們發現胡喬木給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寫的“要房信”，一字一句地請求為顧頡剛、蔡儀等著名學者解決全家蝸居之難。而普通人住在廢舊木板搭成的簡易儲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無處棲身，流落街頭。

　　這一年還發生過一些不怎麼起眼的事情。一個叫王石的27歲“國家技術員”從廣州第一次來到南方小鎮深圳。他看到，路軌旁有丟棄的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沙頭角的中英街還只是“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15歲的農村孩子潘石屹在甘肅天水一個山溝裏讀中學，每天餓著肚子苦讀到深夜，完全看不出日後有身家幾百億的跡象。

　　同年，29歲的馮侖成了西北大學經濟係的學生，後來成為經濟學家的魏傑和張維迎也在這裡學習。此時離他們分別對中國房地産發展産生影響還早得很。

　　1980年：開發

　　進入1980年才8天，中國第一家房地産公司──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産公司成立了，當時的深圳房地産管理局副局長駱錦星兼任總經理。

　　説是公司，其實只有5個人，除了總經理，還有財務、出納、兩個技術員，他們的資産是4部舊單車，一間平房和幾張桌子，4萬元港幣的開辦費是從香港商人那裏借來的。

　　成立公司的目的只有一個：和香港商人合作建房子。此前，因為缺少資金，46歲的駱錦星正為解決兩萬平方米幹部住房發愁，偶然聽一個香港朋友説，你這個局長是在端著金飯碗要飯，為什麼不可以你們出地，港商出錢，合作建房，利潤分成？

　　這話把駱錦星嚇了一跳。在當時，出讓土地是要犯國法的，但得承認，這個提議挺讓人心動。為了找一個合理合法的理由，經歷過“文革”洗禮的駱錦星，與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幫人經過冥思苦想，突然記起了“馬恩列斯”，希望從“祖師爺”那裏找到理論根據。

　　還真讓他們找到了。翻了幾天后，他們在《列寧選集》的“住宅問題”這一節中，查到列寧引用過恩格斯一段話：“……住宅、工廠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

　　駱錦星連夜向市委書記張勳甫報告，後者也引經據典地表態：“《共産黨宣言》中還説"剝奪地産，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你們就先幹著試試看吧。”

　　有了這一表態，找投資並不用費多大事兒，一位香港老闆騎著自行車到深圳來，坐在一個破凳子上談成了這次合作。沒過多久，中國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誕生了──這一天是 1980年1月1日。

　　從這一天開始，1980年成為中國房地産業突飛猛進的一年。就在當月，北京的《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論證住宅屬於商品，私人購房與社會主義公有制並不矛盾。隨後，圍繞著福利分房是否應該堅持的問題，報紙上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則罕見地報道了吉林推廣四平市建房出售經驗的消息。這批住宅同時面向集體單位和個人出售。

　　4月2日，鄧小平在北京一片灰舊低矮的建築物旁邊，對胡耀邦、萬里等人發表了後來被稱為《關於建築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的言論。這次後來被反復引用的談話確定了幾個原則，其中包括“房子是可以賣的”。他指出：“城鎮居民可以自己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還清。”

　　這一講話在一定範圍內傳達後，有很多人不理解，心存疑慮，非議之聲不斷。不過，到10月，全國已經有128個城市和部分縣鎮開展了私人購買、建造住宅的工作。北京市在9月成立了全國第二家房地産公司──北京城市開發總公司，拉開了開發北京的序幕。

　　這一年還有一個文件應該被記住，因為30年後的人們對它談及的內容一定不會陌生，那就是《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紀要》。這個紀要明確表示，對新建小城市、衛星城、現有的城市新建區、舊城成片改造區，都應該考慮“組織開發公司，實行綜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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