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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4月03日 22:23 CCTV-經濟半小時 我要評論
今年春節前後,我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再次遭遇民工荒,並且規模超過以往,目前有消息説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用工缺口高達100多萬,僅在東莞一個城市的缺口就有20萬。民工荒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又會對企業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一、再訪民工荒
張永州是東莞市厚街鎮銳鍵達鞋廠的招聘人員,記者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向應聘的農民工賣力地介紹自己的工廠。
招聘人員:“(上午)8點上班,(下午)12點半上班,5點半下班,然後就是説6點半上班,9點半下班,絕對不會推遲,等會去看一下吧。”
張永州是80後農民工,原來在工廠從事的是生産線上的裝配工種。 因為他口齒伶俐、待人熱情,工廠老闆讓他調換工作,專門負責擺攤設點,招聘工人。 以往他總是能比較輕鬆地完成招工計劃,但是今年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從春節後到現在已經快2個月了,他仍然沒有招到足夠的工人。
張永州:“可能也還要缺100、200個人的樣子,200人的樣子。”
好不容易才等到了幾個前來諮詢的農民工,張永州使出了渾身解數想要留住他們,但絕大多數人聽完介紹就頭也不回地走開了。張永州告訴記者,今年工人格外難招。
張永州:“我記得我們以前的時候,我記得好像招工的時候,好像是很容易的,大家都是在廠門口排隊。到現在你看這擺的都是好多,這裡都成了招工一條街了,應該説以前都是工人找工廠,現在應該説工廠找工人了,好像工廠要主動出擊這樣子。”
像張永州一樣在努力招工的人還有很多,在東莞厚街鎮的赤嶺公園附近,整整一條街上全是工廠的招聘攤位。為了搶奪數量有限的農民工,各個工廠都派出了最為精幹的員工前來招工,他們每天從早上8點鐘工作到下午4點鐘,中午吃飯都不敢遠離攤位,生怕漏掉一個前來應聘的農民工。如果不能儘快招到足夠的工人,他們將無法向老闆交代。
東莞厚街鎮工廠招聘人員:“現在就是還差200多,按照我們老闆的意見還差200、300人。”
為什麼這麼多工廠都在煞費苦心地爭奪農民工勞動力呢?東莞市人力資源局副局長黃慧屏用一個數字向記者解釋了其中的原因。
黃慧屏:“目前(東莞農民工)的總量一個缺口估計是在20萬左右。”
面臨缺工困擾的並不僅僅是東莞。在廣州市海珠區的康樂村記者看到,村裏的南新街橋頭聚集了幾十個製衣廠的招工人員,他們面前都擺放著招工的廣告牌。當地人告訴記者,這座橋原先是從內地來的農民工找工作的地方,金融危機之前,只要是一過了春節之後,這裡的橋頭上就會站滿了前來這裡找工作的農民工,舉著紙牌子在等待著老闆們前來招工, 因此在當地有人把這座橋稱為民工橋。民工橋的作用沒有變,但是記者到這裡發現,民工橋上站的人已經完全變了,今年民工橋上舉著牌子在擺攤的不再是農民工而是換成了當地小企業的老闆們。
記者:“像你一天能招多少工人?”
招聘人員:“沒有招到,我招了十多天還沒有招到。”
和6年前相比,民工橋的可以説是發生了180度的變化,外國媒體甚至就在這樣的民工招聘街上,從街頭走到街尾,捕捉中國出現嚴重民工荒的現場例證。
在民工橋記者碰到了在當地辦廠的一個老闆劉禮成,他所在的是康樂村天海服飾加工廠的,今年也專門派了人在橋頭招工,但到目前還沒有招齊,在人手緊張的情況下,很多時候他自己也在車間裏做一些熨燙輔料的體力活。
劉禮成:“現在因為工人緊張,再一個工人也難招,現在通過自己的,也節約開支,有時候就到車間自己做一做。”
在劉禮成的工廠記者看到,他的廠裏一共有48台縫紉機,也就是48個車位,但到目前為止,他只招到了33個工人,還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車位處於空閒狀態,而年後這段時間正是客戶大量發出訂單的時候,這讓劉禮成倍感壓力。為了按時交貨,所有工人都要加班加點,每天工作13個小時。為了能夠定時交貨,劉立成自己也和工人幹同樣的工作。
劉禮成:“我們上班時間從早上8點做到中午12點,12點以後吃飯再去休息一個鐘頭,到1點鐘上班,在1點鐘以後到6點下班,下班以後再到7點鐘又休息到7點,再上到11點。”
據統計,目前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用工缺口接近200萬人,這一數字幾乎相當於丹麥全國的勞動人口。在這樣的巨大缺口面前,中國製造業如何保持它強勁的出口競爭能力呢?國外媒體甚至斷言:中國經濟所依賴的低成本勞動力的時代將就此終結,中國製造的黃金年華也將逐漸離我們而去。
二、東部地區對農民工吸引力減弱
近年來,我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總量在不斷增加,但前往東部地區打工的農民工卻在逐漸減少,可見,民工荒並非無工可用,而是有些農民工不再願意去東部打工。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東部地區,對農民工的吸引力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弱呢?
在東莞厚街鎮,記者碰到了從內地來這裡找工作農民工小周。年僅20歲的90後民工小周告訴記者,他來這裡已經半個多月了,但是至今還沒有發現令自己滿意的工作。原因是他認為現在這些工廠的招工條件和工價沒有辦法吸引他工作。事實上,記者在招工現場看到,在很多企業的招聘廣告上,在這裡,普通工人元的基本工資為每個月1600-3500元、包食宿、每年7到15天的帶薪休假(200819)、公費旅遊、夫妻房等條件,對於企業來講他們認為這樣的招工條件已經足夠優厚,但這些條件並不能滿足他對工作的要求。
小周:“這裡都是鞋廠,不想進鞋廠。”
記者:“為什麼不想進鞋廠?”
小周:“鞋廠主要加班加太晚了。”
記者:“那你想找一個什麼樣的工廠?”
小周:“怎麼説呢?首先這個伙食還要好,住宿起碼要乾淨一點。那宿舍就像垃圾廠一樣,多人的宿舍就是這樣,那個廠房。”
在小周看來,他到東莞來打工並不僅僅是為賺錢。在老家農村他並沒有很重的養家負擔,所以到沿海來找工作,他實際上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讓他生活和工作各方面都感到愉快的能讓他喜愛的工作。 然而對於企業的招聘人員來説,農民工來打工時提出來這種種要求是過於挑剔了。
張永州:“有好多就是,第一個問你,你們廠女孩多不多?女孩子就問你們男孩子多不多?這種現象很多。有的提的福利待遇高,要工資高一點,像普工他想拿到2000、3000,3000多,不可能吧,對不對?像我們廠子普工現在基本上可以拿到1800以上,每天8個小時,12個小時可以拿到2000多,也算是可以了在東莞這個地方,對不對?他想著有的時候想的太高,我們廠裏也接受不了。”
讓張永州覺得特別困惑的是,以前他在招聘市場碰到過的老一代農民工所要求的和現在來找工作的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有著天壤之別。張永州的困惑,實際上也正是在經歷20年飛速發展之後,我國製造業所面臨的一個轉型的難題。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外來妹這部連續劇,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上世紀80年代全國各地上千萬農民工到廣東打工的歷史背景。在那個年代,即使是“包吃包住”四個字對農民工而言都有著莫大的吸引力,在勞動環境、福利待遇方面,他們更是沒有任何奢求。每年春節過後,從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背井離鄉而來的農民工,把火車站和汽車站擠得水泄不通,美國的《時代週刊》也驚呼,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流動。對於經歷過那個民工潮時代的劉禮成來説,現在的新生代農民工所提的要求和想法常常會讓他百思不得其解。
劉禮成:“年輕人是越來越挑剔,挑剔他的環境,在一個廠住宿環境,廠房,年輕人是很挑剔的。達不到他想象的,比如説他的工價,走的也有的。”
為什麼劉立成的工廠一直沒有招滿工個人呢?阿萌是劉禮成廠裏的車工,她在廠裏拿工資是計件制的,每件衣服的加工費根據款式的不同分為2.2元、2.6元和3.5元,多做一件衣服就能多幾元錢的收入,一天下來,她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全神貫注地盯著自己手裏的衣服,縫線,縫線,還是縫線。
記者:“一天下來能多少件?”
阿萌:“能做20、30件。”
記者:“就100多塊錢?”
阿萌:“差不多。”
按做一件衣服需要縫紉50次計算,做30件衣服,阿萌每天需要將同樣的動作重復1500次。在記者採訪阿萌的時候,她始終沒有停下手中的工作,現在是訂單高峰期,她要抓緊時間多掙一些錢。
對於廣州康樂村的很多製衣廠老闆來説,阿萌這樣埋頭幹活的農民工實在是非常難找。阿萌每做一件衣服能從老闆那裏領到3.5元的加工費,劉禮成覺得這已經是他能夠從利潤裏頭分給工人的極限了,但是顯然,想用這個價錢招到更多的工人是非常困難的。記者在民工橋的調查中發現,劉禮成所説的並不是當地老闆所面臨的個別情況。
記者:“工資有多高?”
當地老闆:“工資,我出1500,(工人)嫌低,不幹。”
記者:“這是不是給的工資太低了?”
當地老闆:“那不是,那不是。像我們這個衣服14塊錢一件,你説低不低,嗨,沒辦法。”
這個服裝廠老闆所説的14元錢是他從外貿訂單中所簽訂的加工價格,儘管這樣一件純棉長袖衫在貼牌以後的海外銷售價格能達到十幾美元,但是在東南沿海一帶的螞蟻工廠,它的加工價格就是10元人民幣左右,以這個價格計算,目前要想給工人再漲工錢,幾乎是不可能的。雙方在工價上談不攏,因此,當地的老闆今年一直都處在嚴重缺工的狀態。
記者:“那工人都去哪兒了?”
當地老闆:“不知道,那怎麼知道。”
記者:“你們也想不通?”
當地老闆:“想不通,想不通,那想不通。”
的確,在過去幾年間,廣東的農民工工資每年都在上漲,但無法忽略的事實是,上漲的幅度一直低於全國平均工資水平。以2007年為例,廣東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了12.4%, 但是仍然比全國的平均水平低6.3個百分點,而且連續第7年低於全國平均增長速度,位居倒數第三。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更是直接導致了農民工的下崗或失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2008年下半年以來,剔除正常回鄉過年的農民工,受危機影響下崗或失業的農民工數量至少在1100萬人以上。經濟逐漸復蘇,珠三角的眾多中小企業艱難地度過了金融危機,當閒置的生産線重新啟動時,老闆們發現,很多農民工已經不再把廣東當成打工的第一目的地了。
黃慧屏:“來了訂單就招人,完成訂單就退工,那麼這樣的一種用工模式特別是對現在新成長的這種勞動力這種年輕人來説他們所不能接受的。
統計數據表明,目前我們面臨的民工荒並不是全國性的,儘管以廣東為代表的沿海外貿加工企業存在巨大的用工缺口,但是全國的農民工輸出總量仍然在是增長的,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200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1億4533萬人,同比增長了3.5%,廣東等地的民工荒是轉型過程當中的結構性短缺。
三、年輕農民工的新思想
在經歷了多年的民工荒之後,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企業主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自己和農民工之間的關係,並作出正確的抉擇,首先就是要弄清楚現在的農民工們心理狀態、性格特徵是怎樣的。據國務院研究室最新發佈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目前80後、90後農民工也就是新生代農民工,在1.5億農民工裏已經佔到61%,總數約為一個億。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群體呢?
正在唱卡拉OK的男孩名叫何薦星,今年21歲,是從江西新餘農村到東莞來打工的一個80後的農民工,這是他每天的工作——給沙發蒙皮。小何受過高中教育,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他的髮型和衣著與老一代農民工有很大差別。他告訴記者,他現在每個月能賺到1800元到2000元的工資,但是其中一多半都被用來消費了。
何薦星:“花掉也是一千多塊,剩下也一千多塊,花了一半按比例,也花一半的比例。”
記者:“剩下一半幹嗎?”
何薦星:“剩下一半,基本上就是寄給家裏或者存一點,存點起來,存點起來以備用。”
何薦星每個月花掉的1000多元裏,有自己日常生活的開銷,也有和女朋友在一起時以及其它娛樂活動的花費。
何薦星:“比如去旅遊一下,登山,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哪玩,去逛超市或者逛街都會有,還有陪女朋友有的時候逛街,所以消費更大一點。女的就喜歡美就也會買衣服,女的買衣服就只有男士掏錢。
在工廠的食堂裏記者發現,與小何相鄰的飯桌上也有一些江西來的農民工,但是因為出生年代不同,小何和他們在生活方式和想法上都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儘管是老鄉,小何在業餘時間也很少和那些老一代的農民工交往。
何薦星:“畢竟人家成了家,人家家裏有負擔,我們年輕人沒有什麼負擔,因為父母也不用,現在趁年輕也不用我們養,只要自己掙自己花自己存一點錢就OK了。”
小何還告訴記者,新生代農民工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比上一代要高得多,那種每月只消費兩三百元、一心打工賺錢、不在乎勞動條件的老民工的生活方式,對於他們來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小何甚至用程序不同來描述兩代農民工之間的天壤之別。
何薦星:“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有點不同。因為我們的開銷,除了你不去玩,像他們那農民工樣的,年紀老一點的話,除了是在廠裏看看電視或者就是睡覺,看電視睡覺或者上班就這樣的程序,我們的程序就不同了,我們程序要去,有的時候要陪下女朋友,有的時候逛街和朋友一起去玩。”
三、回顧日本轉型之路 思考中國民工荒
隨著我國農業政策的完善和中西部的崛起,長三角和珠三角在經歷了多年的高速發展後,在規模不斷擴大的民工荒裏,它們似乎重新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需要對未來的方向做出選擇,同時,整個中國也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的勞動力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日本的經歷也許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也經歷了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時期,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萬“農民工”進入城市,轉入非農産業部門工作,這段期間,“農民工”佔就業總人數的64%。最初,日本的“農民工”也面臨著從工資到保險與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問題,欠薪事件經常發生,從事高速公路、隧道建設的 “農民工”還身染“塵肺病”等職業病,有的甚至為此喪命。但最終,日本用了20年的時間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轉型,也順利化解了“農民工”群體面臨的種種難題。
首先,在日本,不存在所謂“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問題。這種自由往來的戶籍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勞動力的流動和經濟的發展;
其次,日本城市的住房制度也讓“農民工”安定下來。在日本的城市裏面,有公營住宅、住房公團等對中低收入家庭居住進行保障住房的制度,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當初就是為了接收“農民工”而興建的;
第三,日本採取的是全民保險制度,進城的“農民工”都要加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事故保險、雇用保險等。這種一視同仁的保險制度,看起來是增加企業的負擔,實際上確保了企業的勞動力來源,讓企業不至於出現“勞工荒”;
最後,最為重要的應該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實施九年義務制教育,學齡兒童轉遷之後,必須在3天之內到當地教育委員會報到,由其安排入學。他們不存在借讀和贊助入學問題,更不存在要回到當地參加高考的問題。
貢森:“我覺得是説日本過程中,就是在後發展的這些國家中還是比較成功的,農民工進城了以後又給蓋的農民工宿舍,當然它同時本來就沒有戶籍制度。另外政府一直採取措施,避免在劉易斯拐點發生以後資本深化,迅速發生資本深化這個進程,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我覺得這一塊確實日本的經驗可能需要我們關注和研究。”
貢森警告説,民工荒並不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期,也就是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的時期已經結束,目前,標誌著勞動力從過剩走向短缺的劉易斯拐點在我國還沒有真正到來,在未來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時間裏,我國還要依靠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資本深化也就是資本向高效率企業和區域聚集的速度不宜過快。
貢森:“這是國際上的一個經驗教訓。鼓勵了他這種引進新設備新的技術裝備,就已經促進了機器取代人的加速這個過程。就是我們拿機器大幅度的取代人了以後,這個機器吃人的過程,特別在一個欠發達國家是非常危險的。”
貢森剛剛在長三角、四川和安徽完成了一個關於民工荒的調研,在他看來,從整體上看中國目前不存在根本性的勞動人口缺乏的問題,現在我們在沿海地區所看到的用工短缺的問題,實際上是對當地的勞動保障、勞動收入等條件的改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要滿足這些條件,必須依靠社會整體管理和服務能力的提高,這種提高並不僅僅需要企業完成,同時也對政府服務於農民工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單純依靠中小企業壓縮利潤空間、提高農民工的待遇水平,或者單純依靠農民工提高維權意識、爭取更多的利益並不能解決整體存在的問題。
貢森:“政府應該是多從公共服務方面,多穩定就業關係方面,適當改善勞動條件
另外包括公共服務的擴大,解決實際生活問題。人的需求他的工資不一定需要無限的工資這種上漲,你這穩定點工資收入待遇低一點,但是你將來能慢慢在這兒安家落戶,你將來發展的前景非常好。”
民工荒,荒出來很多事需要我們思考,都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
半小時觀察:
結構性的民工荒出現,可以説,是勞動力市場自我調節加上中國經濟均衡發展雙重作用的結果。西部大開發戰略已經實施了十年,中部崛起戰略也在加緊實施,中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的經濟差距逐步縮小,很多農民工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就能找到合適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新一代八零後九零後的農民工,已經不再滿足於節前拿著工錢趕回家,節後再出門打工的候鳥式遷徙。他們有自己的人生規劃,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能分享現代生活,而傳統的用工模式已經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面對這場不可逆轉的變化,那些著急上火的加工企業除了打出更優厚的招工待遇。我想他們的發展觀念也都需要換換腦筋了。與其坐等農民工用腳投票,不如儘早調整自己的市場角色,走出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固有模式。從這個角度説,民工荒也是推動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大動力。
責編: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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