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蔣兆和，1904年生，1986年逝世。1943年39歲時，創作了被稱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創作的最富震撼力的藝術作品之一的《流民圖》。從此，父親的名字也與他的代表作《流民圖》連在了一起。蔣兆和的青年時期經歷了外來文化，經歷了戰爭炮火，經歷失業與貧窮，經歷了先進的文化思潮，追述他的青年時代，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也許能幫助我們讀懂他的作品。

       父親在1937年北平舉辦的首次個展上就把他“為人生而藝術”的理念表現得淋漓盡致。“當這畫展在北平如春筍怒發的時候，于中國畫繪的山青水綠佳人才子，及西洋畫繪的女人大腿之外，忽然來了一位專繪大眾生活的寫實大家蔣兆和君。本來現在的中國，被帝國主義的壓榨，國內一切均現畸形發展，四川河南陜西一帶，已到了人吃人，人啃樹皮草根時代，沿海各大都會，還在那裏抱著女人跳舞，翹著腿兒聽戲，一切的醉生夢死，麻木不仁，全被藝術術語麻醉得‘剽劫風雅’，‘自詡藝林’。難得有個蔣兆和君，能將民生痛苦，社會罪惡，用鋼鐵的筆力，深刻的筆意，將一切一切的暴露出來。”蔣兆和在北平的這段經歷是大家較為熟知的，相比之下父親早年在上海的那段生活卻很少為人所知。事實上，父親的藝術理想、思維方式，民族的憂患意識的萌芽早期在上海已經悄然形成。

       父親17歲那年離開家鄉四川來到上海。當時他住在上海美專附近的一家小旅店裏，和他住在一起的有幾位美專的學生。父親幫助他們修改素描作業，卻沒有錢報考上海美專。最後他憑藉畫炭像的本事在先施公司謀到了一份工作。父親在《我和流民圖》一文中説：“我先後在先施、新新和綺華公司工作了將近七年，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公司時期”吧。當時上海還沒有門市商廣告畫，於是我就想出來畫廣告牌的辦法，把它們陳列在公司門前，以招來顧客，效果頗好。接著又搞起櫥窗美術設計，很獲得該公司經理的讚許。二十年代，上海的三友實業社有葉淺予、季小波先生，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有張光宇、正宇兄弟和魯少飛先生從事美術設計裝幀工作，而畫廣告牌我算是一個開始者了。在先施呆了三年，經濟境況開始有些好轉，除了個人開銷外，多少還可以寄些錢供養父親和妹妹等。1926年新新百貨公司開辦，它的大股東是從先施公司去的，就把我聘請到那兒搞廣告畫和櫥窗裝幀設計，這樣又在新公司工作了兩年。……上海人對衣冠服飾是非常考究的，追求新穎時髦的式樣，是為一代之社會風尚。我對此亦很有興趣，就下功夫琢磨起時裝設計，綺華商店是專門經營婦女服飾花邊用品的公司，知悉我會服裝設計，就延聘我去作設計人員，兼管櫥窗，還有理髮廳的佈置。”

       父親在當時為謀生進入商業圈，也因為這些機會使他親眼目睹了殖民侵入對民族工業、民族文化的影響與破壞。1927年23歲的蔣兆和在當時《婦女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機器刺繡的利弊”的一篇短文，文中用了極為簡明、清晰的描述介紹了機器刺繡的生産原理，“機器刺繡為應用一種小刺繡機以代替手紉的工作。其機的式樣如下圖。繡線由B眼穿入C眼後，即可左手握機身，右手握機柄，頻頻繡作。其繡成者與手紉者不同。手韌者一線上下穿，線編於繡料之上；此則線僅下穿而夾於繡料布眼內，故無手紉者堅牢。所用之繡料，必以天鵝絨，紗羅，十字布等有粗眼者。若絲綢竹布等，則感受不便。線亦以毛絨十字線或德國絨線為佳。若用我國絲絨，粗度未能一致者，則又感不便。惟其工作極速，宜於作刺繡工藝品。”就是因為看到了機器刺繡相對於傳統刺繡的優勢，父親才深感民族工業、民族文化所面臨的困境，在文章的結尾他這樣寫道：“但因其工作速，而使通常之繡花市品，皆採用舶來原料；如十字布，德國鵝牌絨線等。手工業被其侵奪者，為數亦不少。故當今我國女子，不得不對之有相當的注意，研究機器刺繡之方，謀用國貨原料，以增進婦女界之生産也。” 　

       在上海的7、8年間父親的處境逐年有所改善，在綺華公司時的薪金已達約五十塊銀洋一個月，這使父親有富裕的時間和財力來進修自己所要學的業務。父親的回憶錄中清楚地記錄下了當時的境況：“那時上海經常舉辦中外畫家的美術展覽會，外國書店亦經售各種世界美術名作的畫冊和圖片，都為我提供了很好的觀摩學習和獨立研究的條件。當時我主要從事工藝裝飾美術設計，所製圖案畫極多，人像則較少，最多通過自畫肖像來練習表現技巧，同時開始作油畫，完全是自學研習性質。我是沒有進過美術學校的人，也沒有經濟條件去接受正規的美術訓練，所以全靠自己的努力奮鬥。在這點上可以使用社會是“生活的大學”這個字眼，我上的正是這樣一所大學。”

       1927年父親在上海拜見了剛從歐洲回來的比他大10歲，已是著名畫家、美術活動家的徐悲鴻，而後1929年又參加了全國第一屆美術展覽。這兩件事給了父親一次難得的機遇，使他從此離開了商業圈，進入了美術教育界。

       父親在徐悲鴻任教的在南京中央大學呆了兩年後，仍回到在上海美專任教。此時，上海一?9?9二八凇滬抗戰爆發，而當時的父親正在前線指揮所為蔡廷楷將軍和蔣光鼐將軍畫像。可以説是這是父親第一次用繪畫藝術投身抗日運動，也是父親在上海時期的創作的重要作品。父親自己也沒有想到，這兩幅畫像被印成畫片，廣為宣傳，創造了當時發行量最高的記錄。

       父親在上海的十年是其青年時期的一種歷練，從一開始從事商業設計到後來進入美術教育界，到真正的開始藝術創作，可以説父親是在上海成長起來的。雖然1933年父親在上海經歷了失業、喪父、女友病逝這三大不幸，不過最終父親也是在在上海有名的絲綢商人黃震之的幫助下度過了難關。在那期間，他為黃先生製作了一尊石膏塑像。或許這也是父親大悟的過程，父親萬分地愛護這尊塑像，這尊塑像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後一刻。1934年父親把所有的作品留在上海只帶著他的《黃震之》塑像悄悄地離開了。

       父親的作品再次在上海出現那已是1944年10年以後。1944年8月3日至10日，《流民圖》以上海《申報》“蔣兆和畫展助學”的名義，在上海靜安寺路成都路口中國畫苑內展出。當時的《申報》給予了《流民圖》極高的評價：“筆者並不認識蔣先生，但相信，而且深信作者一定把自己作畫的周圍更擴展開去，一定能夠替中國人民群眾寫出不僅可泣而是可歌的畫面，一定為中國人民吶喊他們都所感到而未到來的呼聲與動態，而成為中國偉大的名副其實的畫家。”在上海的展出之後，父親蔣兆和未能將《流民圖》帶回北平，因為《流民圖》再度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流民圖》被“變相沒收”，從此失蹤。直到1953年，蔣兆和的好友白蕉在上海發現了殘存的半卷《流民圖》。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後，北平《和平鐘》雜誌率先創刊，創刊號與第二期連續發表《流民圖》。1946年3月《上海圖畫新聞》也發表《流民圖》記者情感至深地説：“盧溝橋戰事既起，造成歷史上大西移時，那時我們在陪都便懷念著北方藝壇二大偉人齊白石老先生和蔣氏。”《上海圖畫新聞》同時發表蔣兆和的流民圖後序，這是蔣兆和對當時在日偽統治的政治背景下不能講出的對流民圖的詮釋：“更進而觀淪陷區域之同胞，在綿延歲月之中，當敵人鐵蹄之下，田園不保，廬舍為墟，少壯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姦淫掠奪，屠殺焚燒，其身受之慘戚情形，雖人間地獄，不足以喻其萬一也。兆和疾首痛心，竊不自量，思欲以素楮百幅，禿管一枝，為我難胞描其境象，遠師鄭俠之遺筆，而作後流民圖。”

       總之，上海是父親開始藝術創作的第一站，在上海的諸多特殊經歷鑄造了父親獨特的敏銳的藝術思維方式。同時在父親堅持不懈的努力下，上海藝術界理論界也把最高的榮譽與評價給予了父親。（作者：蔣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