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他其實“很在意筆下每一幅作品的視覺形式和造型形式感”（馮遠語）。並且，為此他曾通過《水墨抽象》探索墨色變化，通過《水墨戲劇》探索線、形構成及質感、空間關係，也曾通過《羅漢系列》探索線的表現可能。最後，他以堅實厚重的造型、舒展暢達的筆線、宏闊開張的構圖及雄強樸厚的筆墨組合，打造出具有鮮明個性與時代風采的形式語言。

       馮遠先生的人物畫以大刀闊斧般的粗線條構造形象，一筆下去，既有體面，也有明暗，既有質感，更有墨色本身的意味和書寫意趣，從而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畫“筆”的內涵。通過筆的多義（特別是體面、明暗）表述，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畫的寫實造型與寫意筆墨間的融洽對接問題。作品墨色濃重，以具有較高飽和度的重墨為基調，拉大墨色變化空間，使墨色層次顯現在一個大起伏波段上，從而讓形式意味與視覺衝擊共同呈現。他的行筆迅捷，在因形遣筆以描述形象真實的同時，更是讓筆的行走聽憑內心情感，從而將“寫”的抒情性貫穿整個創作。另一方面，他又用這種“寫”出的線條組合成了具有塑造感的筆墨圖式，從而完成了一種雕塑般的形式構造。因此可以説，馮遠先生的筆墨圖式既蘊藏著書法的情致與意味，又表述著雕塑的團塊、結構及實在感與質地感。這種筆墨也便以“寫”為“塑”而不至工板，又因“塑”為“寫”而不至虛妄。如果説，素描加筆墨的中西結合只是一種皮毛架接，那麼，或可以説這種“寫”“塑”互用，已經進入中西造型藝術間更為本質的對話。

       這種具有塑造感的筆墨圖式，讓馮遠先生在浙派第三代代表畫家中特顯突出。因為，如果説這一派畫家中的吳山明先生的變化的墨法、劉國輝先生的醇化的筆法，都是各自在明清文人筆墨的延展線上向深度進展，那麼，馮遠先生的筆墨則似乎是調整了一個行進方向，因而，他也就多少有些遠離了浙派。馮遠先生所追求的，並不只是傳統文人畫的筆墨意趣，他是要用比明清遠為久遠的漢唐精神去澆灌筆墨，這種筆墨以粗拙的形質應和著民族文化“重”、“拙”、“博”、“大”的精神傳統，如果説傳統文人畫在更多的時候是對應著簡約清雅情趣的話。因此，也可以説，在有些遠離了浙派的同時，馮遠先生也有些遠離了傳統文人畫。馮遠先生曾説：“傳統繪畫中高超的筆墨技藝傳承應為當代的內容服務，這是我們這一代畫家的歷史性課題。”追蹤著當代生活的多姿多彩，筆墨便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而追逐著現實的波瀾壯闊與萬千情態，也便形成馮遠先生如交響樂般氣勢宏大的多重筆墨，從而讓筆墨從文人“余技”的簡率塗抹走出，而進入一個氣象豐沛的表現天地。

       馮遠先生的人物畫，通過讓堅實的造型功底與書法式的抒情筆墨相結合，讓現實主義的創作題材與厚重博大的精神傳統相聯結，建立起具有鮮明時代感的語言形式。這是他作為時代歌者所憑藉的聲音質地與曲調旋律，如果説它們正激昂地傳遞著時代的強音，那麼，在其中其實也迴旋著傳統的餘音；如果説它們充分體現了中國式的文化意境與精神氣度，那麼，在其中其實也混融著西方式的音色。

       儘管馮遠先生具有嫻熟的筆墨功力與令人信服的造型能力，但他更為關注的卻是形式、技藝背後的思想與精神。他用詩人的氣質與歷史、時代對話，用哲人的心思晤對中國文化精神。宏大、雄強、昂揚、向上的精神性灌注在他作品的所有方面，從人物到場面、從筆線到構圖、從色彩到氣氛等等；而無論是眾多的人物場景，還是單個的一人面孔，無論是長城、黃河的重大主題，還是都市百態或雪域高原的蕓蕓眾生，都無不呈現在史詩般的宏大敘事之中。

       因此，馮遠先生的人物畫總給人一種震撼心靈的感動。其躍動的線條、其濃重的墨色、其響亮的色彩，其開張的構圖、其雄勁的筆墨、其巨大的營構等等，共同鋪墊出他作品雄強霸悍、樸厚蒼渾的精神質地。無疑，這種質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來自他長期生活的北方風土的浸潤，如果説，他蘊藉的小品更多地體現出他身上南方的靈動性情的話。

       雄強大氣的作品，是馮遠先生與現實世界之間的一個重要媒介，它一方面恰當地表述著他深厚的思想情感與開張的膽識性格，另一方面也與蓬勃向上的時代風華保持著共同的呼吸。而這兩個世界所撞擊出的，一定是一種黃鍾大呂的聲音，這兩個世界所交匯出的，一定是一種撼天動地的筆墨圖式。

       而這樣的筆墨圖式，是幾乎不見於古典筆墨傳承譜係的。因為，自宋元起，當筆墨成為中國畫的中心詞並被文人們奉為圭臬之後，就向著清、柔、簡、淡的方向發展了；而在此之前的漢唐時期，雖然流佈著雄強激昂的文化精神，但彼時的中國畫筆墨卻尚未發展。因而，筆墨圖式與雄強精神這二者，就因歷史的錯位而不曾走到一起。而能讓它們在一個新的時代天空下攜起手來，實在是當代中國畫家所獨有的機會，馮遠先生雄強的筆墨圖式便産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中。在這種圖式中，嚴謹的寫實保持著文本的可讀性，而重厚、強勁的筆墨則增加了精神力度；豐富的意象寄託著濃烈的情感，具有崇高感的形式蘊藏著深刻的哲思。昂揚向上的時代風潮，流注到馮遠先生的人物畫中，他只是忠實地接受這一感召，並把它不做掩飾地傳達出來。他也因此完成了中國人物畫的形式與內涵的整體建構，以及技藝與精神的高度統一，從而倍受矚目地進入當代中國繪畫史視野。

       在雄強激越的另一面，馮遠先生又是理性而深邃的，因為他是一位具有豐厚學養的學者型畫家。他的一系列學術論文，如《從生命意識到審美知覺》、《回到單純》、《現代日本畫的啟示》、《重歸不似之似》、《“人”的藝術和藝術的“人”》、《並非背叛的選擇》及《東窗夜記》等都體現出他獨到的學術視角與具有洞見的思想力。這也是他凸顯于當代中國繪畫史的另一重要原因。他用自己的哲理思考與藝術實踐，提出並力圖回答著當下中國畫創作的諸多問題，如文人畫的當代價值，中國畫的造型、色彩和形式構成的現代轉型，重提現實主義，藝術中的客體與自我的關係，中國畫家的當代使命，中國畫的精神性，以及當代中國畫的出路等等。而他的作品更以高度的敏感切近了這些問題的實質，從而使他的中國人物畫創作輻射著一個廣闊的學術疆域。

       近些年來，馮遠先生一直思考著中國藝術的現代轉型之路，他的每一次風格嬗變也都是在這個道路上邁出的一個個探索的步伐。而他目前的筆墨圖式也可能只是標誌著這一探索過程的一個特定階段，這一探索過程也一定還要繼續下去。但是不管這個過程會怎樣進行，作為一位時代歌者，他將永遠以變革的時代為舞臺，他所有的樂感也將永遠來自時代的啟迪，因為，與其説他是為時代而歌，莫如説是時代選擇了他。（作者：牛克誠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