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遠君的畫是需要細細地看的，也是值得細細地看的。他的畫之所以需要細細地看，是因為他運用的繪畫語言不淺白。淺白的、一眼便看明白的畫，是畫的一種，屬於普及性的，且不論它的優劣，不需看畫人細細琢磨。非淺白的畫，總要讓人在畫前揣摩一番。不過，在這類畫中，有的在細讀之後，如墮入五里霧中，原因是語言艱澀難解。畫，需要細看，又值得細看，那就不僅要不淺白，而且還要有看頭、耐看、值得咀嚼，也就是説內容、意思要有深度，表現手段要動人、有魅力。馮遠的畫屬於這一類。

       其實馮遠是從畫淺白的畫一步步走過來的。他是從畫連環畫做美術普及工作步入畫壇的。如果他全力以赴地在這個領域內經營，肯定也會做出一番事業來。他之所以沒有成為一位普及性的藝術家，一是因為社會的原因，當他在80年代決定自己的藝術道路時，社會對藝術的需求促使文藝思潮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時人們反思十年文革甚至十七年的文藝歷程，呼喚藝術的本體性，討論藝術家的主體性，這不能不對馮遠的藝術選擇發生影響。二是與他個人的經歷、氣質有關。馮遠在少年時期走過一段不平坦的路，他較早地接觸到世態炎涼，對人生有所領悟；從秉性上説，他是一位既敏感又善於思考的藝術家，畫淺白的畫，似乎最終與他的本性志向不符。

       1978年，馮遠經過一段拼搏，考入當時的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成為中國畫係人物畫專業的研究生。在方增先等老師的指導下，他一方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藝術修養，完善繪畫技巧；一方面聯絡國內外美術思潮與動態，較深入地思索有關藝術本質與走向的許多問題。馮遠有較為良好的寫實造型能力，他在基層工作的生活積累和從事連環畫創作的實踐，使他在寫實人物畫的創造上很快獲得駕輕就熟的本領。在研究生學習期間，他所作的努力主要用在傳統筆墨與人物與寫實造型的結合上，而這也是新時期中國人物畫面臨的重要課題。雖然“五四”之後，特別是 1949年之後，我國許多傑出的人物畫家，包括方增先在內，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嘗試，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在新形勢下，通過對“五四”激進主義思潮的反思和對民族傳統的重新審視以及面臨人們審美觀念與趣味的改變，現代人物畫要有新的突破，必須在觀念和技巧上作艱苦的探索。紛至沓來的模式無疑是一大衝擊；對我國自漢唐到明清人物畫的深入研究，又為我們思考當代人物畫的革新以許多新的啟發。1980年馮遠結柬研究生學業，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畫人物畫的專業教學、創作及理論研究，他繼續在研究生期間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只是向著更深入的層面。

       80年代是我國美術發展的激進期。在迅猛、激烈的變革中，馮遠不是新思潮的弄潮兒，也不是以不變應萬變的保守主義者。他性格中固有的理性精神，驅使他冷靜、審慎地思考和處理當時鬧得沸沸颺颺的傳統與革新的矛盾和中西之爭這類課題。他從對歷史和現代的研究中懂得，藝術創新之路是廣闊之路，尤其在崇尚多元觀念的當今社會。中國畫藝術，包括人物畫創作，有很大的潛力和多方面的可能性等待人們去發掘。他決心走探索之路，利用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和自己的生活積累，利用自己對藝術領悟的心得和體會。十多年來，他的創作涉及的面很廣，題材自歷史、宗教、神話和現實諸方面，形式也多種多樣，有歌頌英雄主義、弘揚崇高精神、嚴肅、深沉的大品，有描繪勞動者日常生活場面、側重與刻畫人物形象、表現人物個性特微的寫生，也有寫古代文人、仕女、含有古意和雅趣的創作，還有寄情譴性和表現筆墨情趣的“小品”。他説：“我邊救學，邊創作，邊嘗試不同以往的繪畫形式，選擇、揚棄、再選擇……我崇尚漢唐雄風，試圖在一片紅牙檀板的世界中，響起鐵板銅琶的雄肆之聲。也許是多天性使然，抑或是坎坷經歷所致，斯芬克斯永恒之迷引我陷入荊莽苦海，九碰壁而不知悔。我畫歷史，意在為民族立碑；我作孽海沉浮，乃感渭人生蒼涼；我畫天界，是因悟出了至大至微；我作文字，是覺出了書法抽象結構美與繪畫源出同一律；我寫羅漢作漢魂，旨在駕馭並強化傳統繪畫技藝，同時探討水墨畫向抽象階段過渡的可能性，（見《馮遠畫集一自序》1991年浙江美術出版社）從這裡可以看出，馮遠是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藝術家，他寫歷史，寫現實，作種種藝術探索，均著眼于藝術與社會，與人生的關係。著眼于藝術自身的拓展。他沒有急於把自己鑄造成一個固定類型的畫家。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探索水墨藝術表現內容與形式的廣泛可能性上，而探求的重點一是傳統水墨語言特別是線的自由性、靈動性與體面造型的嚴謹性的有機結合，一是水墨可能的抽象形態。這兩方面的探索均碩果纍纍，而以前者尤為引人注意，並在重要的全國性展覽上屢屢獲獎。馮遠在“寫實”水墨中加大了表現的力度。他用誇張、變形的手法，刻畫人物鮮明的個性特徵，強化線的律動性，謹慎地避免過分的誇張可能給人物形象帶來的醜化，而在80～90年代，不少標榜“革新”的中國畫人物畫因過分誇張使形象失之醜陋怪異。

       馮遠的畫有哲理性。由於這哲理性出自他的天性與稟賦，是一種自然流露，既見於他作品的題材內容，也見於他的筆墨及其他形式語言。哲理性成為他作品審美內容的一部分，悄悄地灌輸給觀眾。這一點很可貴，因為當前中國畫創作中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一是太滿足於淺白的表述，不少作者忘記了繪畫除了賞心悅目的功能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傳達觀念和意義、影響人們思想與心靈的作用；另一種傾向是令人煩惱的“做”哲理性的傾向。有些作者忘記了繪畫的意義、內容應該隱藏在形式之中，隱藏得愈隱蔽愈好。

       馮遠的畫有文采。他是一位很注意怎樣畫的畫家。他的繪畫詞言有學院畫派的嚴謹，有文人畫的儒雅，還有來自生活底層的銳氣，而擺脫了學院派的拘謹，淘汰了文人畫的程式化與某些陳腐性，避免了在基層生活中多年闖蕩容易沾染上的“痞”氣。這得益於地多讀書、勤思考，不斷提高自己的修養。馮還除從事繪畫外，還在藝術理論上有所建樹。他發表了許多即有獨立見解又立論公允的埋論文章，觀點鮮明而又條分縷析，表達的方式婉轉、含蓄、文字優美，與他的繪畫作品異曲同工。

       馮遠的畫有開拓性。他力圖在中西藝術的交融中推進中國畫的革新。馮遠對民族繪畫傳統一片深清，他始終以小學生的姿態不斷地向民族傳統求教，同時又以開闊的心胸吸納外來藝術。他懂得，惟其民族藝術傳統悠久深厚，更需要獲得新生命力，從現實生活中，從外來藝術中，馮遠繪畫的開拓性不只體現于中西觀念與技巧的融合，更體現在融合中華民族繪畫的格調和趣味來支配、來統率，力圖創造出新的繪畫語言。

       馮遠説：“大化流衍，滄海一粟，繪藝無涯，探其堂奧需傾一生心力。我當努力讀書，廣遊博涉，攀緣高山，進取不輟。”我相信，有這種認識和毅力的馮遠，定能在逆境和順境中，在失敗與成功中，鍥而不捨地探索再探索，不斷自所悟，有所得，在藝術創作上有所突破，為中國畫的振興奉獻自己的才智。

       馮遠君的藝術前程是無可限量的。（作者：邵大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