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遠畫了許多歷史上的人物，也畫了不少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這些形象的共同點是緊緊依附於他們所處的時代。他在描繪人的容貌和表情、塑造人的性格的基礎上再邁進一步，探求其時代的文化情味、文化氛圍，通過個體或群體形象，表現特定的時代精神，重構早已失落的歷史畫面。

       馮遠筆下的中國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顯示著一種深宏博大的氣度，它反映了畫家創作時代的民族心理氣候。在歷經劫難的中國文人心目中，對歷史的反思加深了往昔輝煌的懷念;而畫家身歷當代文化的貧瘠，更使他在內心深處感悟文學經典在建構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不可或缺的感召力。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化界在反思歷史的基礎上設定的追尋民族文化本源的課題，是馮遠這批作品的創作動力。如果説“復活”先秦歷史和文化，主要依靠藝術想象的話，對近現代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創作，更多地要依靠對現實的歷史延展，那往往是一種追本溯源的激動。創作于1982年的三聯畫《英雄交響曲》意在回顧和吟誦中國近百年可歌可泣的歷史，他把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知名人物與普通民眾組織到不同的歷史空間，在繪畫處理上較多地借助明暗、色調構成無限深遠而又可以感觸的時空映照，並産生超驗的精神氛圍。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歷史進程中付出最多而獲得最少的那些“無名英雄”即億萬普通民眾，給予最大的關注。正如一位歐洲哲學家所説：“那些被遺忘的無名的個人生活，他們的哀樂，他們的苦難與死亡，這些才是歷代人類經驗的真正內容(卡爾波爾《歷史有意義嗎? 》)”。馮遠這一時期的作品與這樣的歷史觀念是相通的，正是這些無名人物推動並支撐了百年曆史，也支撐了畫家所構築的歷史場面。《保衛黃河》(組畫三幅——《百年家國恥》、《義勇軍進行曲》、《北定中原日》，1984)、《星火》(土地革命時期的革命農民，1991)是這一思路的進一步展開，他把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弱者與奮起抗爭以自救的黎民蒼生放到畫面的中心，而見證他們的哀樂，他們的苦難與死亡的土地則與他的文化內涵和灑脫的感情境界為特色。他是對描繪山嶽、草木一直具有興趣的畫家，在這些畫幅上人物與他們的環境從精神上相得益彰。與近現代社會政治風浪中的人物相比，在塑造古典文學、古典美術相關的形象時，他動用了更多的山水、花鳥畫的形式資源。中國古典審美理想，是與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的，如果剔除了古代詩文中的日月雲霞、山川草木意象，那些文學經典將不成其為經典。馮遠深得此中奧秘，認識到“山水之美與哀樂之情相交織，自然美的發見與士大夫文人個體精神覺醒相關聯”(馮遠《從生命意識到審美知覺》)。他的這些人物畫，實際上也可以説是人物與山水、花卉的綜合形式。例如面對“亂石穿空，驚濤拍岸”的蘇軾;在“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之際獨坐的歐陽修;在豆棚瓜架邊的月光下記寫傳奇故事的蒲松齡，以及杜甫詩意、李清照詞意(2005)、元曲畫意、詩經畫意、宋人詞意、古人詩意(《節令》2003)等作品。

       這些作品中的山水草木不但是人物生活的環境與道具，更是人物品格、心靈、氣質的映照和投射。環境襯景的成功經營，對於作品的意境發揮了重要的烘托作用。

       除了那些搏擊近現代歷史浪潮，把握中國社會走向的人物之外，文學藝術方面的人物，也是馮遠描繪的對象。魏晉名流(《竹林七賢》2002)、宋代詩人歐陽修、蘇軾、清代文學家蒲松齡，以及魯迅筆下的人物(《故鄉》1982)，現代中國畫家吳昌碩、黃賓虹、齊白石、潘天壽(《畫壇四傑》1993)……這些人物對於有一定文化素養的中國觀眾來説，蘊含著許多足以引發審美之外的感情聯想的文化因素，所以並不是可以信手揮毫的題材。馮遠所創作的這方面作品，以豐厚對那些社會轉型期應運而生的人物與古老的文化傳統作對比性的關照。有讀者對畫上人物與題詩的關係感到疑惑不解，因為畫面人物與詩詞境界完全不同。我們應該注意到，畫家對組畫題跋的處理與傳統書畫中的題跋立意完全不同，它使我們感受到中國文化正在經歷的裂變。古雅的詩句與時尚的人物竟然出自同一文化根係，這使觀眾觸目驚心。而兩者之間的格格不入，不也表現了文化傳統與社會情境裂變的疑慮與茫然?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他的《虛擬都市病症系列》，在這組畫上，每一個表情詭異的頭像邊上，都題寫了他們的病態名稱，如嬌寵、誕妄、貪婪、偽善、奸詐……畫家所要表現的“虛擬都市病症”，實際上是對現實存在的倫理問題的概括。但它不是普遍性的社會病症，而是流行于都市特定階層的精神病症;另一方面，那不只是現代問題，而且是貫穿人類諸社會形態的歷史問題。

       在當代卓然成家的中國畫家中，馮遠在藝術氣質上顯得較為沉著，他對許多名家樂於談論的”玄深博大”的語言形式旨趣，一直保持清醒的克制。他一方面看到“真正代表現代中國藝術精神的已不再是山水、花鳥，而是人，是大寫的‘現代人’”。另一方面，他冷靜地覺察到當代人物畫的發展，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物質形式因素不斷獲得超拔，而作品中的人物和藝術家的精神因素卻不斷迷失”。他的清醒還表現在對復古的“虛靜空靈”，對時尚的“大腦思維阻斷”以及對一切模倣的藝術持有同樣的批評態度。這使他在歷史思考與現實觀照之間，保持著情感和精神上的平衡。

       伯特蘭羅素認為歷史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它最平凡的意義在於讓人們弄清歷史事實，但它不應該排斥“細緻的描繪”，不應該輕視個人激情，不應該忽略個人在事件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他説：“如果歷史為了頌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任何其他這類集合的統一體而忽視個人的價值，那是危險的”。我們從馮遠的創作中感受到同樣的思路，他通過個人在歷史活動中的“細節”與“激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看和思考的平臺。他在探討中國人物畫創作時，曾概括其追求為“‘人’的藝術和‘藝術’的人”。他的人物畫作品集，給當代讀者展開了中國人文化和精神發展歷史的圖卷，他的人物畫藝術是有關歷史的藝術。而他所塑造的古代文人、近現代革命家到當代城鄉青年，正是中國人的形象的歷史。（作者：水天中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美協理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油畫學會常務理事，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專家，著名藝術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