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康有為在20世紀初曾經向整個畫界大聲發問：如果讓你們畫出建章宮千門萬戶的宏偉氣象，畫出禦林軍郊原狩獵時千乘萬騎的雄渾氣勢，試問數百年來所謂的畫家名手有誰能做得到嗎？直到一個人的出現，他不僅畫出了千家萬戶的宏偉氣象；畫出了千乘萬騎的雄渾氣勢；更畫出了《洪荒風雪》後神州大地的《飛雪迎春》；畫出了炎黃子孫多少年來為之苦苦追尋的《廣闊天地》。他，便是黃胄。在黃胄先生誕辰81週年之際，炎黃藝術館建館15週年前夕，我們採訪了黃胄先生的夫人鄭聞慧女士，以表達對藝術大師黃胄先生的深切懷念以及鄭聞慧女士的深深景仰。

       劉曉林：黃胄先生是新中國繪畫史上重要開拓者，也是中國人物畫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他將西方素描與中國筆墨相結合，他那全新的精神、意境、手法開闢了中國水墨畫的新時代，彌補了嚴格繪畫寫實帶來的弊端。在談論他的藝術成就前，請鄭館長先談一下黃胄先生的藝術生涯。

       鄭聞慧：1925年，他出生在河北蠡縣梁家莊的一個貧苦家庭。（梁家莊還走出了一位很有影響的藝術家、《紅旗譜》的作者、黃胄的堂兄梁斌先生。）1933年黃胄隨母親到了陜西寶雞，十四歲的時候父親就病故了。在此期間，黃胄遇到了對自己一生産生很大影響的兩個人趙望雲先生和韓樂然先生。

       劉曉林：黃胄先生説過：在我這一生中，青年時期接觸過四位畫家，他們對我的成長起著決定的影響。這四位畫家，除了趙望雲和韓樂然兩位先生外，另外的兩位是誰？同時問一下，黃胄先生與趙望雲和韓樂然兩位先生的相識，誰更早一些？

       鄭聞慧：其餘兩位畫家指的是司徒喬和徐悲鴻先生。黃胄認識韓樂然先生更早一些。韓樂然先生早年曾留學法國，學過油畫，接受了很多當時先進的東西，尤其是思想方面。在20世紀40年代初，韓樂然先生在政治上很不如意，就一個人遊梭于秦川一帶。韓先生很需要一個背畫架，同時又能聊得來的人。這時黃胄與他相遇了，對於小時候就喜歡畫畫、正處在少年時期的黃胄來説是最合適不過了。黃胄陪伴韓先生在八百里秦川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在這段日子裏，應該説韓樂然先生給了黃胄很大的精神力量，在視野方面使黃胄更開闊了。1944年初，黃胄又拜對自己一生的藝術道路産生了最大影響的趙望雲先生為師。直到1949年參軍，黃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趙先生家中。1945年冬，趙望雲先生的朋友、河南《民報》社長傅恒書約黃胄去他那裏工作，到黃泛區寫生。黃泛區內災鴻遍野、瘟疫橫行，當時國民政府的腐敗，使黃胄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震撼。他用國畫、漫畫、木刻各種形式畫了《遍地洶洶黃水》、《就這樣活下去》、《孩子快死了》等幾百幅作品。其實趙望雲先生在1935年時，就曾到山東、江蘇等水災地區寫生，在很多方面他們師生各自的藝術道路上有著很多相似之處，人道主義、憂國愛民的情感貫穿了他們師生的一生。

       劉曉林：是的！人們常説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源泉。黃胄先生則更徹底，他認為生活是藝術創作的唯一源泉。這種藝術觀可不可以説是真正形成于黃泛區的寫生期間？

       鄭聞慧：黃胄的黃泛區寫生可以説是他的藝術道路的重要轉捩點。他自己也曾説過，兩次黃泛區寫生對於自己非常重要。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主義奮鬥，但對現實生活中的到處是貪官污吏深惡痛絕，作為畫家必須反映老百姓的苦難生活。1949年參軍後，黃胄來到了新疆，從此一生與新疆結緣，創作了大批反映祖國大西北的作品。新疆人民也把黃胄看作了自己的畫家。後來，由於國家需要及幸遇徐悲鴻、丁井文、羅工柳、陳忻、黃鎮等人，使他有機會來到了北京。

       劉曉林：據説，當時徐悲鴻先生對黃胄先生作品大為讚賞？

       鄭聞慧：徐先生是偉大的藝術家、美術教育家，了不起的伯樂。在解放初期第一次美展排選作品中他看到了黃胄的作品，覺得很有生活，無論是筆墨還是內容等方面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當然從純藝術角度來看，那時黃胄的作品中仍有不太完美的地方。據説，徐先生幾次將黃胄作品從眾多參選作品中拿出，並且講寧可自己的作品不展，也要展黃畫胄這個年青人的作品。黃胄創作《爹去打老蔣》時，還在新疆。那時，徐先生的學生，也是我的老師呂斯百先生向徐先生要美術教師。徐先生説，你們西北就有一個黃胄畫的不錯。他費了很大週折，終於找到了徐先生所説的黃胄。來北京後，故宮、琉璃廠等是黃胄經常去的地方。在50年代到70年代，他臨摹了大量的古畫。文革期間，黃胄和其他老藝術家一樣，遭遇了無法遇料的磨難。他經常説：我將來怎麼辦？幹什麼？難道中國畫我就不能再畫了嗎？文革結束後，他離開總政治部創作室，直接領導參加了中國畫研究院的創建工作，後來又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座由民間發起，政府和社會廣泛支持的大型藝術博物館——炎黃藝術館。他不止一次説：連保護和收藏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産都做不好，我們豈不是愧對祖先，愧對歷史，更愧對子孫嗎！炎黃藝術館是黃胄一生嘔心瀝血完成的最後一件作品，他為此耗掉了生命的最後一絲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