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要想成為一個藝術家，能找到一個好老師，事業就已經成功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那兩分，一是靠天分，二是靠勤奮。

       一個好的老師可以使學生少走許多冤枉路、或死路，就像一塊美玉要來雕琢一樣，雕玉人的水平決定了玉的價值和命運。他可能把這塊美玉設計成肥皂盒或雕成幾個煙蒂嘴，讓人遺憾。當然，也有那種機會，一經他的雕琢，使美玉一下子成了價值連城的珍品。

       被雕成肥皂盒或煙蒂嘴，並不能説匠人不用心，他是盡力了，但是他的水平 、他的品位就是這樣，只能怪那塊美玉運氣不佳，等你明白這一道理時，命運已成定局，遺憾之餘，還會多一點痛惜。

       説來我真是幸運極了，步入畫壇第一步就遇上了最好的老師，他就是已故的我國著名人物畫泰斗—— 黃胄先生。
 
       早在七十年代末，《人才》雜誌就有一篇《史國良求師記》的文章，講到我找黃胄先生的經過，美術界的人都説：“史國良是個幸運兒，事業一帆風順。”其實那幸運的來源，正是因為我找到了好老師，走對了方向。

       要講到我和黃胄老師的緣分，就得從那盞燈説起，二十多年過去了，那盞燈一直亮在我心頭，成了我藝術道路上的坐標。
 
       當年我還是個二十齣頭的年輕人，喜歡黃胄的畫到了崇拜的程度，渴望拜他為師。但沒人為我搭橋，也沒人給我引薦，完全是一種力量的趨使，我自己找上門來的。黃胄那時是久負盛名的大畫家，想見到他並不容易，即使找到，他能否答應我做學生則更不容易了。但是，“渴望”讓我不顧一切，我扛上一卷畫，上路了。
 
       從發表的畫作上看，只知黃胄在軍事博物館工作，我先到了軍博。門衛告訴我，“黃胄已調離”，於是，我又轉到軍博宿舍，樓下的孩子告訴我“黃胄搬家了，搬到什麼地方不知道”。下樓來的大人講，黃胄搬到了三里河一帶，不知具體地址。還向我介紹，黃胄很嚴厲，門上常貼著,“謝絕來訪”的紙條。

       失望之餘，我又感到一線希望，因為已掌握了兩個信息，一是“三里河一帶”，二是門上貼著“謝絕來訪”的紙條。我騎上車子，奔向了三里河。從軍博到三里河不算遠，但到了三里河才傻了眼，四處都是一排排的樓群，哪一座才是黃胄的家呢？我決定挨樓地找，爬上爬下，見人就問，“黃胄住在這兒嗎？”都是搖頭，説不知道，再反問我，“他住幾樓呀？”我也搖頭説不知道。一位好心人説：“小夥子回去吧，連門牌號都不知道，上哪兒去找，你看天都黑了”。

       是啊，從早找到晚，餓著肚子，也沒找到黃胄的家，敲了多少個門，都沒見到那張“謝絕來訪”的紙條。失望極了。返回家的路上難過的只想哭，身上扛的那卷畫真的千斤重似的，學畫真難呀！

       走到百石橋，我還是不甘心，指天發誓，再回去找一次，找到了，我和他有緣，找不到從此不再來，我調轉自行車頭，又一次返回了三里河。

       找啊找，黃胄老師，您到底住在哪呢！會不會那人記錯了您的方向？會不會他在和我開玩笑？唉！找黃胄老師找的我好苦呀！

       猛然，我發現在不遠處的一座樓頂上，亮著一盞燈，全樓都黑著，只有那窗口亮著那一盞，會不會就是那盞燈呢？在一片黑暗中，那盞燈多美呀，我開始熱血沸騰，不顧一天的勞累，衝向了那盞燈。

       五層樓並不高，往日幾步就竄上去了，可今天，腳上就如同灌了鉛。是一步一步挪上去的，到了門口，竟沒了勇氣敲門，因為門上並沒有紙條，此時此刻，心都碎了。閉著眼睛，愣了一會兒，終於，抬起我那被汗水洇濕了得手，敲了門。

       門並沒開，裏面有一位女人再問：“你找誰？”“是黃胄家嗎？”“你是誰？”甭問了，這正是黃胄家，我是誰？一個毛孩子，一個傻小子，不知哪來的勇氣，我竟説：“我是他的學生。”

       門開了，一位帶眼睛的中年婦女站在我面前，一臉得疑問，看到我手裏抱著一卷畫，才讓我進來，後來我知道，他就是黃胄先生的夫人鄭聞慧老師。

       黃胄並不像別人説得那麼嚴厲，只是嚴格，嚴格中帶幾分親切，當他看過了我的畫，不但笑了，還拍著我的肩膀説：“小夥子，畫得還不錯，就做我的學生吧。”終於，心裏的石頭落了地，我不但找到了那盞燈，而且，從此也走進了那盞燈。再後來的藝術道路上，向很多人講的那樣，“我成為了幸運兒。”

       黃胄先生畫新疆，他建議我畫西藏，他説：“自己年輕時也去過西藏，但沒能做更深入研究，但那個地方可畫的東西很豐富，只要能深入進去，一定能畫出好作品。”

       於是我從原來畫北方農村，轉畫了西藏。第一次去西藏，先生還把自己穿過的皮大衣送給了我，説那個地方冷，路上用得著。

       這件大衣曾作過道具，在他畫《高原子弟兵》中出現過。我是從青藏公路進藏的，先從西寧座一天一夜的火車，到格爾木，再從格爾木搭長途汽車，坐上兩天兩夜到拉薩，中途還要翻越唐古拉山，多虧這件大衣，不然真凍壞了。

       1980年我從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畢業後，分到解放軍藝術學院美術系做教員，那個時候部隊還比較“左”，每天開不完的會，討不完的論。創作內容也必是軍隊題材，在軍藝教了五年書連敬禮都打不好，不是用左手就是用右手，要不就忘了係風紀扣，被糾察抓住了，真不自在。總之我實在不喜歡。

       於是我想調到西藏軍區去當創作員，黃胄先生很支持，並寫信推薦我。檔案、調令都過去了，我的家人不幹了，鬧得很厲害，先生對我太太説：“讓他去吧，在這裡會把他憋壞的。在西藏幹上幾年，憑我的人緣和老關係，一定想辦法再把他調回來。”結果怎麼説那邊也不答應，連老丈人都到軍藝來找領導。這可麻煩了，黃胄先生也很尷尬，説：“解鈴還得繫鈴人，豁出我這張老臉，再跟人家説，看看能不能把檔案和調令追回來。”

       電文是先生起草的，電報是我發的，大概意思是：“軍區領導，對不起，史國良家裏出了一些問題，調西藏之事暫停辦，請把關係，材料退回。”後來先生又是託人，又是打電話，終於我的檔案又辦了回來。氣的先生好幾天都不愛搭理我。説我“太容易衝動，想起一齣是一齣。”

       老師常説：“畫人物畫，不光畫好人物，要選擇幾种家禽配合，一是能有筆墨發揮的餘地，二是畫面有生活氣息，看起來生動、豐富。”
 
       先生畫動物無所不精，尤其善畫驢，寥寥幾筆活靈活現，很多學生都學，臨摹的也很象，但先生不贊成，認為沒出息。他常説：“別跟著我的屁股後面走，走你們自己的路，多深入生活。”於是我選擇了畫豬。那個時期，我以畫豬的題材為多，後來又畫了大象 、鴨子、鵝、狗、牛等動物。與畫中的人物相得益彰，相互襯托，練習了筆墨，練習了造型，也練習了構圖。

       記得有一次，我為新疆文物商店畫了一幅《養豬圖》，畫面上是一個維族老漢和一個姑娘在葡萄架下交談，周圍畫了幾隻豬。畫裱好了，大家都説不錯，新疆文物店的人都説畫的好，但黃胄先生一眼就發現了問題，他説：“維吾爾族信奉伊斯蘭教，不吃豬肉，更不養豬，不熟悉生活，不了解生活，畫的再好也沒用，就象説了謊話”。並建議把已經畫上的豬加上重墨，畫成了幾個筐子，後用有覆蓋力的石綠，在筐裏畫了葡萄，他還説：“在葡萄架下，畫幾筐葡萄還比較協調，也符合生活。”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直至今日我都記得這個教訓。每當到生活中畫速寫我都格外注意生活細節，免得再出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