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史上最嚴”控煙條例能否管住亂吐的煙圈

    《廣州市控制吸煙條例》9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部被形容為“史上最嚴格”的控煙條例明確規定，包括辦公室、會議室、禮堂、電梯等地點在內的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經營面積150平方米以上或餐位在75個以上等商業場所，可以在條例允許範圍內劃定吸煙區。廣州市一些主要公共場所已採取相關措施展開控煙工作。

    人們對廣州“史上最嚴”的禁煙條例有兩個擔心：一是擔心造成不公，當一些人在公共場所吸煙被發現、被處罰，而另一些人沒有被發現、被處罰，那麼對那些被處罰的人是不公的；二是擔心執行難，畢竟公共場所吸煙者眾多，而警力有限，如果沒有足夠的執法者，條例就會落空。應該説，這兩個看法具有普遍性，但我覺得存在認識上的偏差。

    先説不公平。公共場所吸煙，我們不能因為有的人被發現了、被處罰了，而有的人沒有被發現、沒有被處罰，就認為是對被發現和被處罰的人不公。就好像我們不會因為處罰了案發的罪犯，而沒有處罰未被發現的罪犯，就認為存在不公平。法律給予處罰不是以其他人有沒有被發現、被處罰為前提，而是法律的規定。

    再説執行難。的確，“史上最嚴”控煙條例會面臨執行難，因為執法者不可能看住所有的公共場所，而在沒人看守的情況下，法律在執行過程中難免受影響。事實上，公共場所禁煙，更多是靠當事人的一種自覺，而這種自覺全靠外在的強制不可能完成。任何一個地方、一個國家的執法人員也不可能多到可以看住所有的人。公共場所禁煙，最終還要靠提高當事人的素質。

    但提高素質，並不是説不要法律強制措施。很多國家的控煙經驗，無不是政府通過“立法控煙”來實現的。美國的禁煙從“政府大樓”開始，並進行了一系列的立法過程，包括公共衛生吸煙法，各州制定室內空氣清潔法等。

    而中國早在2005年就加入國際《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民間控煙的呼聲也此起彼伏，但政府對“GDP上的尼古丁”愛不釋手，煙草財政讓“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吸煙比例在上升的國家”。這時候，廣州出臺“史上最嚴”控煙條例，首先表明了政府的一種態度，即，公共管理部門應當在禁煙和控煙上切實行動。其次，它讓公共場所禁煙師出有名。很多時候，對於公共場所的禁煙都是一種道德規勸，而道德規勸不具有強制性，難有成效。而有了禁煙條例，就會讓公共場所禁煙師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