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宣佈，從2011年1月起，我國內地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要求，在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場所完全禁煙。

    這一規劃雖然得到了公眾的廣泛支持，但也有評論認為，公共場所禁煙是一種“人群歧視”。上述不同觀點，其實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在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的正當性問題，二是可能性問題。

    首先來看可能性。從法律層面來説，國際公約也是法律淵源，它不僅應當成為約束政府和管理者的制度，也完全可以成為約束公眾行為的有傚法律。從實踐層面而言，近年來，北京等很多地方為全國禁煙積累了經驗。從現在到明年初的大半年時間內，國家足以從容制訂統一的行政法規。問題在於，有關部門應當加大力度嚴格執法，切忌以“法不責眾”的思維畏縮不前。

    再來看禁煙的正當性問題。從表面上看，控煙是對吸煙者自由的“侵犯”，但這種“侵犯”，和吸煙者對公共衛生的侵犯性質完全不一樣，前者是基於科學的知識和公序良俗，對侵權行為的補救，這就猶如國家依法監禁某個罪犯一樣，監禁雖然貌似侵犯罪犯的人身權，但它具有正當性，是為了懲罰此前發生的非法侵權行為。

    而公共場所吸煙者對公共衛生和他人健康的侵犯，是一種原發性的侵權行為，它只是基於自身慾望的一種行為，缺乏任何正當性，更缺乏行為的“他因素”。這裡所説的“他因素”，是指一個人作出某種行為時，是否具有自身利益之外的其他合理因素。

    區別兩種“侵權行為”的根本，關鍵在於這種“他因素”以及行為的正當性。諸如吸煙和控煙、搶奪與保衛、軍事侵略與保家衛國等，無數對立的行為關係，都會表現出一方對另一方權利的侵犯，但問題是，這種侵犯是原發的還是繼發的，是純粹基於自身慾望與利益，還是因為他人侵權因素在先，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弄清了這些問題，我們就不會陷入“控煙也是歧視”的謬誤當中了。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