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滌明：分配改革的最大瓶頸是民眾權利之乏

    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麼？有人説是既得利益群體，有人説是城鄉二元體制，也有人説是行業壟斷。實際上，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公諸於眾，很大原因就在於這種模式下部門之間的利益較量。有官方智囊説，實際上，參與改革的部門本身就是阻力。(8月31日《中國經濟週刊》)

    關於收入分配改革的動議不是今天才有，近年來各種嘗試與動作也有過一些，然而最終的局面不是縮小了差距，而是“馬太效應”——差距越拉越大。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改革的操作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階層，或者代表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説話辦事。再有就是，中央的指導思想在層層落實過程中被掐頭去尾、改頭換面、瞞天過海，那麼弱勢階層的利益也就難逃“被”的命運。我舉一個例子，某自治區指出某些地市財政收入增長過快，而居民人均收入過低，不符合中央關於讓民眾共同分享改革成果的精神；於是一些地市雷厲風行地推行“增長計劃”——給行政事業單位以各種名義發補貼。這種補貼既師出有名，符合上級精神，當地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在統計數字上也得到立竿見影的提高。而于普通百姓和職工來説，這樣的“平均增長”不但無份，卻因“平均增長”而多繳社保費。收入差距就這樣再次拉大。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現實中這種情形多不勝數。

    曾有學者指出，現行體制機制下的“增長”政策，普通階層發得的錢永遠不會比強勢階層更多，而且還會被由此帶來的“增長”效應給拉向負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決定權永遠是掌握在強勢階層手中的。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説的就是強勢階層充分利用其落實權、操作權，將國家政策變通、勾兌，以為自己階層的利益服務。比如，國家提出以保障房解決中低收入群體住房難問題，於是“住房困難群體”首先會在國家機關和公務員群體中大量“涌現”；政府部門利用各種權力、便利大搞變相專供、團購或直接建設福利房，美其名曰“解決機關人員住房困難”。而中央國家機關部委曬出的保障房資金預算更是令人乍舌。如是，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情況肯定是居民人均保障支出提高了多少多少，結果則是平均數字越高，分配差距越大。

    今天，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指“悲觀”、“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或以失敗告終”，“參與改革的部門本身就是阻力”，如此情形應在意料之中——指望既得利益者革掉自己的利益，原本是一種悖論。

    公共政策的制定，離開公眾的發言權與參與權是不可難想象的。有專家認為，分配改革方案不能缺少開老百姓的參與權、表達權和知情權。所言極是。然而筆者以為，民眾對公共政策的參與權不大可能在一項改革中真正實現；現在的問題不是民眾在分配改革中缺少參與權，而是民眾權利在概念上的缺失。溫家寶總理最近再次提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筆者認為，分配製度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同樣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而舍此便很難談到民眾權利的保障；民眾權利不保，分配製度改革很可能就是一座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