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廉政金，如何走出先天不足和後天缺陷

    從7月1日起，廣東省江門市將在全省率先推行“廉政公積金”制度。日前，《江門市市直廉政公積金試行辦法》印發，明確了廉政公積金的繳存、支付、法則、管理等內容。據相關負責人透露，目前江門市直單位符合參與管理條件的公務員4600多人，按照繳存規定，每年財政支出預算近2000萬元。(6月29日《南方日報》)

    儘管“我國部分地區嘗試廉政保證金制度”在2003年被《檢察日報》評為2003年中國十大廉政新聞之一，社會各界對“廉政公積金”制度的爭議之聲一直沒有停歇。對江門“廉政公積金”制度的審視，同樣離不開這一背景。

    筆者認為，“廉政公積金”存在著制度前提預設的錯位陷阱，並且無法擺脫“自我獎勵”的非議。

    本質上，廉政金是一種信用工具，是公職人員個人對其終身職業生涯的廉潔擔保。但是，就我國現實來説，廉潔是對一個公務員的最起碼要求和最低層次的期待，而這種最低要求也要用納稅人支付另外的費用來實現時，不就意味著錯位嗎？正如不少人指出的那樣，為了保證公民守法，是不是也應該設立一個守法保證金呢？

    更進一步説，這是一種權力贖買的邏輯，從深層次上來説，廉政金有著難以自圓其説的邏輯缺陷。江門的“廉政公積金”制度，既涉及為公務員增加福利待遇的爭議，又有著如何規範納稅人錢財使用的詬病。道理很簡單，法律意義上的保證金理應是公務員個人的財産，只有用自己的財産才可能為自己的行為作保證，用納稅人的財産來為公務員的行為作保證，是一種南轅北轍，恐怕也很難發揮保證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