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村平坦路路爭輝鋪錦繡，處處小康樓樓溢彩慶豐年。”在烏蒙山區腹地的貴州省畢節市威寧縣迤那鎮芙蓉王新村，村民趙美榮將這樣一副對聯挂在新家門前。“過去住的是土坯房，政府幫我們拆了蓋上新房。”趙美榮説。10年來，我國扶貧開發取得顯著成就，農村居民的生存和溫飽問題基本解決。按原來的扶貧標準，我國2010年底的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2688萬，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我國經濟總量已經雄踞世界第二，一些沿海省市富可敵國，比如廣東省2008年的經濟總量已超過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但面對瑰麗的發展成就、豐饒的發展前景，我們理應保持清醒認識，意識到我國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當然，經過十年扶貧開發，我國貧困人口的境遇得到很大改觀，數字最具説服力：中央和地方財政安排的扶貧資金，從2001年的127.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349.3億元；到2010年底，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自然村通公路比例為88.1%、通電比例為98%、通電話比例為92.9%；從2002年至2010年，新增教育衛生用房3506.1萬平方米，解決了5675.7萬人、4999.3萬頭大牲畜的飲水困難……

更值得一提的是，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不僅要讓扶貧對象不愁吃、穿，享受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更要保證其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不僅要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更要鞏固溫飽，加快脫貧致富，讓他們的日子更有奔頭、未來更有盼頭。

我國貧困人口的生産生活條件有了明顯改善，但貧困人口卻有了大幅度提高，這貌似是一種悖論，實則彰顯了制度性關懷。貧困人口之所以明顯增多，是因為扶貧標準提高了。1986年第一次制定扶貧標準時，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06元作為貧困標準；去年，中央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按照這一標準，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將從2688萬人增至1.28億人，佔農村戶籍人口的13.4%。扶貧標準提高，意味著國家對貧困人口加大扶持力度；貧困人口增多，意味著扶貧任務更加繁重。為此，就需要不斷制度創新，提高貧困人口享受的各項公共服務水平，減少貧困人口數量。

首先，需要貧困地區官員具有使命感，樹立以脫貧為己任的政績觀。在今天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直言：“你不能老躺在國家扶貧重點縣裏，自己不努力，在那裏等靠要，這是錯誤的。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儘快地擺脫貧困，這是當地黨政領導的責任和任務，這一點必須予以明確。”范小建説這話的背景是，有些地區爭戴貧困帽，一“貧”如喜——一戴上了貧困帽喜不自禁，安然享受國家各項優惠政策與資金投入，而缺乏了帶領當地老百姓脫貧的鬥志。這顯然是一種扭曲的政績觀，亟需擯棄。

其次，對貧困人口授之以魚，更要授之以漁。有些地方的貧困人口缺乏脫貧本領，簡單的資金投入只能解其一時之困，資金斷了，就會重新返貧。貧困人口之所以缺乏脫貧本領，一方面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不高，謀生能力不強，另一方面與享受到的公共服務有限，缺乏謀生機會有關。比如地處窮山惡水，沒有出路，要改變命運就得走出大山，而又因為缺乏一技之長，即便走出大山也難以真正改變命運。對貧困人口進行必須的各項教育培訓，或者因地制宜對當地進行開發，貧困人口掌握了脫貧能力，才能更快遞脫貧，走向富裕。

最後，還應該豐富扶貧方式，健全扶貧制度。扶貧，不僅是政府職責，全社會都應該關注貧困人口。“政府主導、全社會參與”是我國扶貧的一大特色，但在扶貧實踐中可以發現，“政府主導”很強，“社會參與”不足。有學者認為，扶貧的過度行政化會出現明顯弊端，比如，究竟什麼樣的扶貧項目才最適合，貧困人口沒有多少發言權；項目能否成功，沒有人承擔責任。要提高政府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應鼓勵和培養專業化的民間扶貧機構，根據民間組織的業績和信譽提供資金支持，並依據公開和透明的原則進行監管等等。

根據著名的短板理論，決定木桶盛水量的是長板，更是短板。減少乃至消除貧困，是經濟問題亦是政治問題；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任務和必經階段。從扶貧到脫貧，這註定是一條艱辛而漫長的路途，但只有改變貧困人口的命運，我們才能真正走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