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月上旬的自來水合格率危機到5月下旬以來南京、武漢等地因秸稈焚燒導致PM2.5監測數據爆表，再到近日媒體報道的土壤“毒瘤”重金屬污染進入集中多發期，頻發的各類環境污染事件屢次成為社會熱點，引發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擔憂。環境保護也成為公眾最關注的議題之一。

環境污染事件的“升級”不僅嚴重威脅公眾的健康，影響社會穩定，更不利於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環境危機日益加深的今天，沒有人可以置身環境危局之外。治理環境污染，不僅需要政府積極行動，從制度層面加大治理力度，更需要每一個公民從自身做起，與政府形成合力，共同改善我們的生存環境。

近年來，我國政府綜合使用各種政治和經濟方式，出臺了一系列節約環保的政策措施，力圖聚合多方力量破解環境困局。黨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設“生態文明”寫入報告，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之一。在今年年初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意發佈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將PM2.5正式納入空氣質量標準，並部署加強大氣污染綜合防治重點工作。這些舉措不僅順應民意，更彰顯了國家治理環境污染的決心。

當然，要徹底治理環境問題，政府部門不僅需要制定完整的政策體系，不斷完善環境評測法規，還要在執行層面加強監管和追責。以土壤污染為例，當前，具有潛在危害的重金屬污染“升級”現象在各地都有抬頭的跡象，嚴重威脅我們農業生産和食品安全，對公眾身體健康也構成嚴重威脅。治理土壤污染，國家除了要儘快出臺《土壤修復法》等相關法律與土壤修復的國家技術標準，使土壤修復有法有據外，還要儘快明確“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理順管理體制，從源頭上減少污染。此外，國家還應在立法層面加大違法成本，將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有機結合起來，如借助環保法庭對環境違法案件嚴懲不貸。

環境保護不只是政府部門的事，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需要每一個公民參與其中。一方面，政府治理環境污染的制度設計和處置過程，應當接受輿論和社會監督。如公眾積極地參與到環評之中，不僅可以維護自身的權益，更是公民責任和意識的實踐，對於彌補執法力量的不足也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公眾也應在日常生活中植入環境保護的理念，以切身行動改善環境，例如選擇公共交通工具代替私家車；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的産品和過量的衣物；堅持垃圾分類；嘗試素食等等。

總之，治理環境污染問題緊迫而艱巨，不僅需要中央政府政策立意長遠，還需要各級職能部門長期不懈地監管與整治，民眾的廣泛參與也必不可少。只有全社會形成合力，集體行動，“生態良好”、“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才不會成為空想，民眾的生存權、健康權、發展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