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紅利終結、“用工荒”愈演愈烈的現實背景下，直面並最大限度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合理需求，是一個十分迫切而充滿現實意義的議題。

　　春節結束，大量“候鳥式”農民工再次返回工作崗位。在熙熙攘攘的民工隊伍中，出現許多稚嫩的臉孔，80後、9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次成為主力軍。他們帶著憧憬、迷惘踏入城市，城市準備好了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身份符號。對於成長于網絡時代，用智慧手機上網、看電子書、發微博、玩QQ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説，其打工的利益訴求顯然與其父輩有著天壤之別。比起父輩，他們或許少了些吃苦耐勞、任勞任怨，但文化素質更高、思想更活躍、價值更多元，他們不可能只滿足於城市打工賺錢、回鄉成家立業的傳統農民工路徑。

　　中國家庭文化研究會對2500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顯示，除了賺錢的基本訴求之外，他們還希望自己的權益得到尊重，如工資不被拖欠、勞動安全有保障、節假日減少加班、幫助解決探親房等；發展的機會得到保障，如參加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自己的能力，增加自我實現的機會；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如社會保險、公租房、子女在城市學校入托入學等等。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無論是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人際關係、社會認可度，還是身心健康、經濟社會發展、對未來的預期等，現實與“新生代農民工”的願景之間都有較大的落差。主要表現在：“新生代農民工”對收入較高的期望值與勞動密集型經濟的低工資、渴望融入城市與社會的無形斥力、重視公民權利與保障制度缺失等矛盾。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降低了他們的幸福感；身份認同的困難，挫傷了他們對城市的認同；而權利保障滯後，直接助長了他們的叛逆乃至對抗。據社科院統計，在2010年全國城市刑事案件中，“新生代農民工”犯罪佔整體的三分之一。

　　這説明，許多城市並沒有正視這一群體的訴求，沒有做好接納、安頓他們的準備。在人口紅利終結、“用工荒”愈演愈烈的現實背景下，直面並最大限度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報酬、職業發展、社會認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合理需求，是一個十分迫切而充滿現實意義的議題。如果説，加快産業升級、尊重勞動力價值，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的收益是企業的分內事，那麼建立培訓機構，開展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降低市民化門檻，給他們相應的市民待遇，完善保障體系，把農民工納入城市的基礎性社會保障體系中，則是政府不容推辭的責任。

　　話又説回來，作為“新生代農民工”本身，恐怕也存在著認識偏差。許多人一方面自我認識不足，另一方面又對社會期望過高，總想付出最小，收益最大，不管自己的期望是否切合實際，因此難免碰壁。追求個人更好的收益沒有問題，問題是自己要有足夠的議價能力，這不僅包括意願，更涵蓋個人的知識、技能、經驗、素質等等。因此，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都需要相互調整、適應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