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新聞：
    [視頻]：廖丹案引發的思考
    [視頻]“刻章救妻”案宣判 廖丹：還是好人多

這是一則生活中的“北京愛情故事”：為救尿毒症妻子，廖丹私刻醫院收費章，矇混過關，四年間涉嫌騙取醫院17萬餘元。12月7日，廖丹終於等來了法院的一紙判決。北京東城法院一審以詐騙罪判處廖丹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這樣的判決，讓廖丹和妻子杜金領都長吁了一口氣。

“刻章救妻”事件讓我們對康德的那句老話有了更深沉的思考--“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如果説，相濡以沫的愛情故事讓人對浮世喧囂有了平和的感動，那麼，悖逆法度的違法行為也讓關懷並悲憫當事人的民眾更為糾結。這是現實版的“海因困境”：情感上，我們同情廖丹的作為；規則上，無法原諒其逾越底線的情節。

此前，檢方以詐騙罪提起公訴，建議法庭在3年到10年間對其量刑。用法官的話説，廖丹沒有法定減輕處罰的情節，無法對其作出過輕的判決；但廖丹退贓屬於從輕處罰的情節，可以在基準的3到10年的量刑區間內，最多減少30%以下的刑期。今日看來，“判3緩4”的結果，可謂皆大歡喜：既週全了司法的威嚴，又彰顯了人性的悲憫，情與法在對立統一中達成價值最大化的諧和。

一方面，法律是底線的規則，所謂“法不容情”，是強調司法的嚴肅與穩定。廖丹涉嫌詐騙犯罪，無疑應進入司法程序，接受法律的制裁；何況，此案涉案金額已高達17萬餘元，在刑事司法中已屬“數額巨大”。儘管其有悔罪、退贓等情節，但違法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情感可以戰勝社會的底線規則，那麼，法制的剛性就難免會在各色“不得已”或“特殊情況”的考量中而成為“繞指柔”。從這個意義上説，“法外開恩”的衝動，看似拯救了廖丹一家，戕害的是整個社會的秩序與公平。

另一方面，“法不外乎情”，再嚴厲的律法也是人的意志的産物。即便是最為嚴肅的刑法，也有溫和的本色，譬如“微罪不入刑”、“微罪免刑罰”，以及關於緩刑、減刑、假釋等規定。正如專家所言，“刑法是一個完整的理性體系，它在出臺前就已經預見了千姿百態的社會現實併為其做了彈性設計--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權就是此彈性設計的結果。”換句話説，即便廖丹沒有能力退賠贓款，法律也得特別注意到其“救妻”的特殊情節。再説，刑法第63條第二款還有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判3緩4”的結局，彰顯了“刻章救妻”案中情與法的溫情與謙抑。當被問到情與法哪個更重要時，廖丹稱，“當然是法律重要，但是沒辦法，總不能看著她死”。是的，一個以契約和規則打底的公民社會，沒有什麼比恪守並敬畏法令更重要。心理學家丹尼爾巴特森（Daniel Batson）的研究發現，“當共情與公正原則或者集體利益相衝突時，人們不自覺地會選擇偏心於共情的對象而違背公正的原則或者忽略公共利益”。難得的是，公眾在“刻章救妻”案中，理性表達了人性良善的情感訴求，更不至於動輒就以踐踏司法尊嚴為代價。

當然，“刻章救妻”案更大的價值，也許並不僅僅在於情與法的有序交融，更體現在另外兩個層面：一是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刻章救妻”事件經過媒體廣泛報道後，引發社會強烈關注，廣東珠海市政協常委陳利浩以及微博名人薛蠻子等發起了捐助，其中用於廖丹妻子透析用的善款金額達到50萬元，可維持其透析10年；而在警方調查取證的三個月的時間裏，當事醫院還是繼續為廖丹的妻子進行治療，並且這三個月的費用最後也沒有計算到廖丹詐騙的金額當中；二是此案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推動了我國大病醫保制度的全面施行。最近，大病醫保政策落地--城鄉居民因患大病産生高額醫療費用，可在基本醫保報銷的基礎上，再次報銷50%。這一政策的社會價值在於，最大限度避免城鄉居民發生“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減少下一個“廖丹”出現的可能。

當情、法、制度在“刻章救妻”事件中尋求到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悲劇才有了柳暗花明的轉身。祝福廖丹一家，更盼望“窮人”的基本社會保障能再少一些悲愴，再多一些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