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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華戰爭、靖國神社、頻繁更迭的日本首相、發達的動漫産業，稱日本為中國人最為熟悉的國家之一併不為過。百餘年來，我們對日本的態度經歷了從不屑到重視的轉變，為此，我們付出了太多沉重的代價。日本一直仰視著它身旁所有的強者，從盛唐到歐美，從中華文明到工業科技。一路走來，大和民族時而謙卑恭謹，饑渴地學習一切新知只為讓自己變得更強；時而自大傲慢，以變強為圭臬，不斷擴張、征伐。
【視頻】 《大國崛起》 第七集 日本百年維新
武士道精神塑造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內核
內涵 武士道精神強調忠誠、勇武 並美化死亡
武士道精神強調“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顧忌的死，毫不猶豫的死”，該思想借用了儒家的“忠”和“勇”，禪宗的“生死一如”等觀點，忠誠于主人，並以勇武為本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同時，它也發展出“重名輕死”、“美化死亡”等觀點。例如，切腹幾乎成為武士自殺的唯一方式，武家社會的價值觀視死亡為“光榮的解脫法”。江戶時代旅居日本的西方人米特福德曾親眼目睹武士切腹的過程，他在遊記裏，提到在場的日本人無不是敬羨之情溢於言表。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戶稻造指出：“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賜。他們不只是國民之花，而且還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恩賜，都是經過他們而流傳下來的。”
轉變近代武士道精神出現了新的變化
明治維新取消了武士的特權，實現了四民平等，日本封建制走向衰亡，資本主義時代正式到來。但武士道這一道德倫理體系，卻被新時代的日本政府發揚光大，影響甚至決定著日本之後的發展軌跡。美國學者貝拉認為：“武士體現了或應該體現了日本的中心價值，事實上武士道的倫理在德川時代及近代已完成了國家倫理，至少佔了國家倫理的大部分。”民俗學家柳田國男也曾指出：“明治維新以後，過去只佔日本人少數的武士階級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體國民的理想”。
刊于《日本問題研究》雜誌上的《淺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文曾指出該階段武士道精神的演變：對象由過去分別效忠各自的主君變成了效忠天皇；其次，講求“士魂商才”和“和魂洋才”，引入西方資本主義因素；再次，天皇發佈命令使武士道作為日本全民的道德規範。最後，利用武士道充當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和戰爭工具，用其巨大的精神力量煽動國民對外侵略。時至今日，武士道精神仍然存在大和民族的民族意識之中，芳賀矢一在《戰爭和國民性》中指出“武士道”就是所謂的“正大之氣”，就是“大和魂”。
尚武軍國主義與武士道一脈相承
明治維新之後，武士道不只變成了國民的普遍道德，更成為了日本軍人的精神倫理。1890年，明治天皇發佈的《教育敕諭》中，要求國民象武士一樣“忠君愛國”，“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1912年陸軍大將乃木希典于明治天皇的下葬之日，為了對天皇“盡忠”，剖腹殉死。日本軍國主義一直以“軍事立國”為“根本國是”，武士道與軍國主義水乳交融，雙向互動，武士道需要軍國主義，軍國主義離不開武士道。
“在武士道産生、發展和演變的漫長歷史中，人們清楚地看到從中世紀武士道産生到二次大戰日本戰敗為止，貫穿其中的一條黑線就是軍國主義，確切地説是在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為軍國主義服務。”尤其是德川幕府瓦解、明治新政府建立之後的近代武士道，與軍國主義聯絡更為緊密。
島國民族性讓日本人對力量的崇拜十分糾結
自卑崇尚強者 在強者面前表現得很自卑
日本人喜歡以強者為目標，他們一進入近代史，就開始宣傳“文明開化”，在強者面前，日本人就像謙虛的學生一樣。福澤諭吉曾號召日本國民“一切以西洋為目標”。他的這種觀點，浸潤了日本幾代人的思維方式。但是，他們從來不會滿足於和強者一樣強，他們渴望超越強者，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
日本大膽倣照西方式的社會制度，同時又進一步強化傳統的道德觀念，比如忠君愛國。東方的倫理道德觀和西方的先進生産力的和諧共存讓日本看到了希望。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博士劉迪認為“自近代以來，日本一直沒有解決好西化過程中的自我定位問題。這既造成日本對西方文明的自卑，又在亞洲國家面前自傲，並對其蔑視，結果形成深重的自我認同矛盾乃至障礙。”
自大脫亞入歐 強大之後的日本變得驕傲
當日本擺脫了殖民地的危機、獲得了民族獨立後,日本國內開始有人鄙視亞洲鄰國,排斥中國文明。明治維新後,日本駐中國特命全權公使森有禮就認為:“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係舊樣，已無用了。” 福澤諭吉還在報紙上發表《脫亞論》文章，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先於亞洲其他國家邁出現代化步伐的日本，沉醉於“被人仰視”的快感，對於鄰國的態度頗為傲慢，而這種恃強淩弱的心態在當下的日本同樣常見，甚至仍在左右著日本人的現實抉擇。
逐利目的高於道義 大和民族十分注重現實利益
小松左京筆下的《日本沉沒》一書是日本“災難文化”的典型代表。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源於其生存的現實環境。日本人將日本列島看成一艘大船——“日本丸”，船是封閉的，船上的人是一個命運共同體，船上的空間有限，資源匱乏，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日本民族的憂患意識與墨家的“非命”主張很是相似，都主張否定天命，事在人為。這也讓日本人必須務實，保護甚至拓展生存空間。
務實的日本人對於實力絕對服從，為了達成目的甚至可以放棄道義。賴肖爾在其著作《日本人》中稱“日本人幾乎是完美無缺的有組織的人”，他認為日本按實用主義形成的“忠誠、和諧、紀律等觀念，已深深地成為日本國民性格的一部分”。古代日本虔誠地吸收唐風文化，然後轉化為本民族的和風文化；明治維新之後其又以西方文明改造自身。日本的不斷變化，都是為使其國家“變得更強”這一目的而服務的。大和民族既自卑又自大的民族性格在這樣的過程中越發突出。
走在強國之路上的日本 為達目標不惜付出一切
進取強國的慾望驅使日本人不斷奮進
武士道精神講究忠誠與奉獻，這在日本當下的社會環境中仍有所體現。松下電器公司創業之初，員工都是積極主動地要求加班加點，後來甚至弄到得老闆出面制止的地步。日本工人一年的勞動時間至少比歐美等國多出幾百小時。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就已出現過勞死現象；90年代，過勞死案例大幅度增加。過勞死已成為當今日本社會的一大頑疾。
一直以來，“集團主義”讓日本人為企業發展無私奉獻；“沉默而勤奮”使日本人充滿埋頭苦幹的實幹精神。日本1960至1970年的10年裏，工業生産水平保持16%的增長速度，其中增長的80%都是靠吸收轉化科技成果而獲得。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説：“日本企業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得飛躍進步，奧妙就在於企業經營者始終認為日本在一切領域中都落後於他人，從而産生一種緊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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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憂但強國的慾望也容易讓擴張的慾望覺醒
日本軍國主義曾給周邊國家帶來慘痛記憶，但缺乏安全感的“島國心態”讓日本一直沒有消除擴張的慾望。近些年，軍國主義在其國內逐漸抬頭，修改和平憲法，把防衛廳改為國防部，將自衛隊改為自衛軍，公然派兵到伊拉克。走出海島，走向大陸，那個曾在影視劇中出現的日本仿佛再次出現在世人面前。小泉純一郎在東京觀看歌舞伎《信長》時回答記者問説:“戰鬥沒有結束，無論在什麼年代，人註定要與一些東西戰鬥。”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的顧問北神圭朗也曾説：“在冷戰時期，日本唯美國馬首是瞻。出現了中國力量之後，情況就不同了，日本必須有自身的立場。” [詳細]
美國學者魯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與刀》一書中寫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異和獨特的民族，他們既是順和溫良、彬彬有禮的，又是崇尚武力、堅忍不拔和具有爆發力的民族；他們一手捧著柔美秀麗的菊花，一手提著鋒利的刀劍，總是神情緊張地聳立在地球之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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