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于思考國家歷史地理的特質讓德國人擅于思考

德意志民族早期歷史發展的特徵，雖然使德意志民族意識的缺乏，但卻決定了德意志人的理性的基礎——擁有更多的自由思考的廣度，因為其思考是建立在世界性的基礎之上；德意志的地理邊境上的不確定性而造成的國家的難産使德意志人的思考具有更深的深度。
    德國人在哲學方面的成就18世紀末19世紀初這段時間是近代哲學乃至整個西方古典哲學的體系化時期，以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哲學對西方哲學進行了集之大成式的概括和總結，建立了一個又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將古典哲學推向了最高也是最後的發展階段。狂飆突進階段的赫爾德、歌德和席勒也代表了德國在文學領域所取得的驚世成就。

忠於現實宗教改革讓德國式的理性更加忠於現實

路德認為人的靈魂的得救無須教士作為仲介，而要靠自己虔誠的信仰，這實際上否認了教皇的權威。他主張人人有權閱讀《聖經》和理解《聖經》，人人都可以直接和上帝溝通，與上帝直接對話。路德強調，《聖經》代表著理性，代表著思想自由。路德推翻了拉丁世界的精神權威，確立起了日耳曼民族的世俗權威。
    現今，德國人對於工作的嚴謹和熱情，也與其對於宗教的特殊看法有關。在宗教改革時的德語中“Beruf”（職業）與“profession”（召喚、使命）同義。路德改變了基督徒對於工作的態度，認為所有職業都是為上帝服務的，因此沒有高低之分。馬克斯韋伯認為，德語“職業”一詞有宗教和經濟的雙重意義，它不僅是一種謀生手段，更是一種神聖的宗教使命——從事某種事業的人必須接受上帝的安排恪盡職守，完美地履行其職責。
    但是恰如路德所説：“理性是魔鬼的妓女”，理性一旦走上極端，其帶給世人的將是難以承受的災難。路德還將猶太人與魔鬼並稱，稱他們為基督教最大的敵人，更是為日後德國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國家統一德國國民有著很強的民族凝聚力和國家意識

德國的歷史始終與分裂、統一二詞糾纏不清。公元920年問世的德意志王國堪稱當時的歐洲霸主，德國國王經羅馬基督教會加冕，就成了“神聖羅馬皇帝”，成了歐洲的世俗之主。但隨之而來的長期的離亂、分裂使得德國一直沒有形成牢固的國家意志。以德國為主戰場的“三十年戰爭”加劇了德國政治上分裂的局面， 1789個相對獨立的政權在原有的德國地區出現。當時有人打比方稱，一年有多少天，德意志就有多少個邦國。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政治統一，經濟開始起飛。
    普魯士通過三次王朝戰爭統一起來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受普魯士精神影響很大。普魯士精神宣揚熱愛德國歷史、土地等愛國主義思想，但同時也鼓吹日耳曼種族優越的論調。這種國家精神得到了眾多底層民眾的支持，更加增強了德國的凝聚力，但卻與追求自由主義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馳。文史學者施京吾曾在文章中評價德國國家精神道：“德國的統一又對國家神聖化産生了強烈刺激，使德國人無條件地相信國家、迷信國家……德意志社會的各個階層對國家都寄託了無限的渴望，國家主義情緒滲透到德意志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對國家賦予了無限的烏托邦式幻想。”

理性與激情德國選擇了納粹 理性曾被激情所挾持

希特勒在《告德意志國民書》中如是説：“拯救德意志的農民，維持給養和生存基礎！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業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全面進攻！”二戰前的世界經濟蕭條，《凡爾賽條約》更是讓當時的德國臉上無光。納粹黨的承諾讓德國看到了解決種種現實問題的希望。1928年，納粹黨員還不足10萬人，在國會的491個議席中僅佔12個……在1930年月14日的大選中納粹黨共獲得107個議席……在1932年7月31日舉行的新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共獲議席230個，成為第一大黨。（引自齊世榮《人類文明的演進》）
    《“迷人”的法西斯——被利益交換的權利》一書的資料顯示：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産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通過納粹當局的努力，解決了大眾失業問題。到1938年德國失業率僅1.3%，而同期美國失業率為1.89%，英國為8.1%，比利時為8.7%，荷蘭為9.9%。
    與此同時，希特勒不單向失業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更將進攻擴大到整個歐洲。在戰爭中，德國所表現出的“理性與激情”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悲劇。

理性地思考並貫穿于德國短暫的統一歷史之中。在普魯士時期，德國的統治者就知曉思辨與反思的力量，當時的統治階級，並非像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拒絕變革，而是在恰當時刻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雖然形勢所迫和維護統治地位的目的的因素仍然存在，但普魯士統治者最終將變革之路堅持了下去，迎來了資産階級改革。
    二戰之後，從學術研討到現實補償，分裂的德國對於戰爭的反思相對徹底。勃蘭特在華沙的驚世一跪舉世震驚。德國總理施羅德也曾所：“對納粹主義及其發動的戰爭、種族屠殺和其他暴行的記憶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自身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德國的教育法明確規定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的有關納粹時期歷史的內容。1994年德國議會通過的《反納粹與反刑事罪法》規定不準以任何形式宣傳納粹思想；嚴格禁止使用納粹標誌的行為；否認德國在戰時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的言論與行為也將受到嚴懲。德國對於歷史的態度得到了世人的尊重，更為自身的發展贏得了不可多得的國際環境。

理性的傳統讓德國走上了一條良性循環的發展之路，據統計，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歐洲，德國的文盲率最低，無論在讀、寫、計算能力上，還是科學理論的實際運用方面，德國人都要領先於歐洲各國。《浮士德》的故事反映了德意志民族自強不息、銳意進取、精益求精、永不滿足於現狀的精神，無論是在國家對外征伐還是發展自身國力的過程中，這種精神在很多德國人身上體現得都比較突出。
    戰後，百廢待興的德國認識到，傳統的英美自由競爭的工業資本主義模式，不能解決其社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德國以貨幣改革為先導，將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社會保障等通盤考慮，開始了整個社會經濟體制的重塑和轉型。自戰後至今，“社會市場經濟”成為整個德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理念。戰後初期的阿登納和艾哈德重視“經濟增長”，70年代社會民主黨執政時側重“國家干預”，進入80年代以後科爾政府又主張恢復艾哈德的“多市場、少國家”的經濟政策，在東德和西德統一後，“社會市場經濟”政策也並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