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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談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技巧的全部奧秘也就在於如何愛護兒童”，放眼中國各地斑駁的墻上，迄今還烙有“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標語。數十年過去，今日的幼兒園竟然隔三差五曝光出虐童事件：10月24日，一張浙江溫嶺幼師虐童的照片在網上瘋傳。一幼師拎著一個孩子兩隻耳朵提離地面近20厘米，孩子錶情痛苦，嚎啕大哭，而該幼師臉上居然挂著歡笑，稱是為了好玩；無獨有偶，幾天前山西省太原市一女童因不會算術題，遭幼兒園教師狂扇幾十個耳光……往前或者往後，已經不是零星個案。

有人説這是人倫道德問題，於是繼續口水譴責；有人説這是法律問題，呼籲設立“虐童罪”；還有人説這是家庭教育問題，要教會幼兒自我保護，防止“狼外婆”一樣的老師；教育部門説這是門檻問題，稱“將出臺進一步加強幼兒園教師隊伍建設的相關文件”……這些道理，當然都很有道理。真正的問題是，即便這些問題都解決了，虐童的老師就可以立地成佛了嗎？

虛妄的道德是乏力的，立法依賴症是昂貴的，至於門檻云云，我們當記得這個背景——“虐童事件”發生後，溫嶺市教育局副局長滕林華回應，當地幼師實際持證率僅為40%，為彌補師資不足，當地幼兒園基本實行“先上崗、後考證”。東部沿海地區尚且如此，欠發達地區又會怎樣？

虐童事件的尷尬與悲愴，某種意義上與當年或迄今仍存在“黑校車”是殊途同歸的——因為公共供給不足，於是黑色或灰色産業濫竽充數。監管者也很糾結，嚴抓吧，可能連學位都保障不了；不抓吧，又隔三差五齣現虐童風險。社會在反思校車安全的命題時，起碼順帶著檢討了一下若干年前興盛的小學“撤並潮”；同樣的，我們對虐童事件的反思，顯然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教師素養這個淺表層面。一個細節不容忽視：為什麼虐童事件多發生在民辦或私營幼兒園？為什麼這些幼兒園基本多是中低收入者孩子的“母校”？

這些問題在泛道德主義口水之後，指向虐童事件的本質——即城市化進程奔跑太快，甚至沒來得及把“內衣”穿好，於是在公共監督與公民參與意識漸次崛起的年代、在自媒體鎂光燈的探尋與觀測之下，才一次次鬧出“露點”的緋聞。麥肯錫預測，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將達到55%。而伴隨著在城市化演進，各種民生需求不同程度增長。美國經濟學家曾説，21世紀對於世界來講有兩個最重要的影響：第一是美國的高科技技術，第二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把城市化的百分比化為更感性的數據：譬如從1990年到2000年，中國城市的建成區面積從1.22萬平方公里增長到2.18萬平方公里，增長78.3%；到2010年，這個數字達到4.05萬平方公里，又增長85.5%。從倍數來講，2010年是1990年的兩倍以上。這樣的速度與規模，在驕傲自豪的時候，也帶來了糾結與壓力——譬如足夠的學前教育學位。

一方面，城市化過快，或者説，公共服務與供給趕不上城市化的步子，難免“蘿蔔快了不洗泥”。就在前兩天，廣東省政府督學顧問徐建華也透露，2010年以前廣州從事幼兒教育的師資力量有兩萬多人，這其中持證上崗、有資格證的佔四成，沒有評定教師職稱的佔六成。但在這樣的現實下，如果“依法管理”，直接結果就是起碼有大批孩子將“幼無所教”，這恐怕比虐童事件更為嚴重。

另一方面，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還只是“想法”，城市化進程並沒有有效推進幼教的公共責任。前些年，幼兒園撤並售賣一度成為“改革”的全貌，在民營及私立幼兒園大舉挺進的時候，公立幼兒園並沒有茁壯成長，於是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中低收入者聚集區，“廉價”而不規範的幼兒園成為家長不得已的首選，儘管都深諳“便宜沒好貨”的道理，但在“就近入學”原則及戶籍藩籬制衡下，已經沒有更多選擇。加之非公立幼兒園以盈利為目的，至於幼師素養云云，與食品中的添加劑一樣，只要監管闕如，就懶得真去關心。

此外，城市化在攤大燒餅的同時，對基本民生供給並沒有明確而優先的財政取向。大學城林立，幼教卻幾無立錐之地；幼師等成為高等教育中事實上的“闌尾”……儘管今年以來，不少城市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擴建N所幼兒園，但這種“補課”的方式，並未徹底扭轉整個學前教育失衡的格局。師資、政策資源、公共配置等，這是城市在奔跑中理性思考並前置解決的問題，卻因為某種忽略而演繹成“人多校少”的供給頑疾。

城市化當然無可原罪，虐童事件也無需放大化解讀，但既然它給我們提供了反思的契機，起碼當秉持公共理性，站在增益公共利益的立場，真正為孩子著想、為那些孩子的家長著想、為奮鬥在城市的新市民著想——讓這些不光彩的事件，成為糾偏公共政策的力量；並以此舉一反三，少些揚湯止沸的邏輯，多些釜底抽薪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