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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新媒體不斷為我們貢獻新詞彙的年代。大浪淘沙，無厘頭的“元芳體”，顯然沒能火過招招見血的“中國式”。

在“中國式”全民造句熱中，一種解構主義快感充斥在話語場：在紅燈前湊夠一撥人就橫穿馬路，被稱“中國式過馬路”；家長擁擠在學校門口身負保鏢重任護送孩子上下學，被稱“中國式接送”；限行、限購、拍賣牌號等治堵手段，被稱“中國式治堵”；母女共赴相親會盤問男孩是否有房有車有存款，被稱“中國式相親”；重陽節老人被志願者洗了七次腳，被稱“中國式慰問”……毫無疑問，“中國式”已成為一個時髦的認證標簽，讓這個原本描述特殊國情的中性詞有了更加曖昧繁複、甚至詼諧的意味。

如果追根溯源，“中國式”一詞在公共話語中的流轉，可追溯到小説《中國式離婚》的出版和8年前同名電視劇的熱播。此後，有關“中國式”提法也是時有閃現，譬如“中國式改革”、“中國式發展”、“中國式好人”、“中國式禮儀”等。那麼，為什麼及至今日才成為社會流行語、又為什麼流行的句式都近乎冷幽默？這些問題也許可以從三個維度來解讀。

一是信息時代膨化的公共參與意識。早年前，弗裏德曼《世界是平的》一書，就闡述過預言般觀點：柏林墻的倒塌、互聯網的崛起和開放源代碼運動，構建了一個“平坦”的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景觀，此前與權力和財富中心無緣的人得以直接參與賺錢和製造輿論的活動——只要他們有能耐、有膽識、有寬帶就行。事實上，“中國式”並不是第一個被熱炒的詞彙，“蟻族”、“欺實馬”、“躲貓貓”、“你幸福嗎”等，由遠及近，從未離開。只要關乎公共生活，無論是公共事件，還是公共利益，乃至公共感受，都可能以時代熱詞的形式呼嘯而至。如果視野更開闊一些，全民造詞運動顯然不只是中國人的專利，它以語言演進與熱炒的形式，表達著這個世界的喧囂與嬗變。

二是體現了民眾對國家、社會、時代的另一種關愛。在流行的“中國式”語句中，大多是負面情緒、消極事件，乃至一些惡俗陋習，但在這種“中國式”調侃的背後，他嘲的同時也完成了人格或行為意義上的自嘲。崔衛平女士説過一句深受認同的話，“你所站立的那個地方，正是你的中國。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我們對一系列“中國式”問題及現象炮轟並反思，與其説是一種揭露，不如説是“體檢”，因為即便不言不語，問題還在、癥結還在。正如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所言，不管怎麼樣，“中國式”現象成為網絡熱點總體而言是一件好事，它把很多本來大家習以為常的現象放大，並引發集中討論，可以對從政府到公眾的全社會起到警示作用——而這種中國人以調侃的心態進行自我反省的現象，甚至可被視為是一種文化自覺體現。

三是中國式“人”的問題，其實也是中國式轉型期的陣痛與成本。説得直白一點，中國式過馬路的另一面，是“中國式馬路”；中國式接送的背後，是“中國式教育”……中國人的問題，不只是素養問題。在這個瞬息萬變又惶惑猶疑的轉型期，高流通、快節奏的現代生活，體制機制的轉身與調整，都可能衍生或放大一些中國式“瑕疵”。基於戶籍之上的特權福利尚未剝離，收入分配改革迄今仍在等“另一隻靴子”，政治等層面的體制改革似乎還在“坐以論道”階段……如果能借此契機，自上而下開始一場關於公民素質和社會管理的反思，那麼，中國式問題，遲早會成為“中國式進步”。

還是魯迅先生那句老話説得好，“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著不自滿的人前進”。只要反思是正向的，只要走向是光明的，那麼，今日的種種“中國式”，都會轉化為向上、向善的力量。是的，中國變革的豐富性也不會永遠定格在今日的“中國式”之上，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一篇評論中寫道，“也許，今天我們每一個人所議論的中國，都是另一個國家。”時間在走，中國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