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人“厚葬”的意識根深蒂固，而“遺體捐獻”的理念又與之大相徑庭，所以捐獻遺體的人尚屈指可數。這，直接制約了我國臨床醫學的發展，更減少了無數病人康復的可能性。

　　2004年12月26日，中國首家由遺體捐獻志願者自發組織的俱樂部在瀋陽正式成立。其成員是幾位耄耋老人，他們用開明的觀念衝擊著傳統禮教對人們的桎梏。但這個公益組織卻遭遇了一個個令人難以想象的困惑。

　　數位老人為捐遺提供公益服務“我國醫療事業並不發達……用於醫學實驗的遺體還很匱乏，大家能夠盡一份力，是對醫學事業的最大支持……”

　　3月31日11時，75歲的于佐良迎著幹冷的寒風站在瀋陽師範大學第三校區小廣場中間，手持一部粘滿膠條的擴音喇叭，一字一頓地向前來參加遺體捐獻志願者聲援活動的學生們高聲呼籲著。講演期間，他的講演稿多次被呼嘯而過的寒風吹亂頁碼，同行的81歲老人金誠見狀後，急忙用顫抖的雙手幫助於佐良緊緊地抓住講話稿。

　　“為了準備這次活動，我們與學校溝通很長時間了，能有這麼多學生支持，大家都很高興。搞這項工作，有年輕人參與很重要。”于佐良等幾名老人一大早就從鐵西騎自行車過來，像這樣的宣傳活動幾乎每天都在進行。

　　被譽為“瀋陽倡導遺體捐獻第一人”的于佐良，在常人眼中是個“瘋癲”的人。這個看上去有些木訥的老人有著別人無法理解的癖好——入迷般地對捐獻遺體産生了興趣。幾個月前，他們還成立了一個公益組織，專門為遺體捐獻者提供服務。

　　3月29日，在位於鐵西區工人村的“遼寧省自願捐獻遺體器官志願者俱樂部”（以下簡稱俱樂部）裏，記者與于老促膝長談。説起自己多舛的事業，老人流下了辛酸的淚水。

　　“年輕的時候，我身體一直不太好，總住院。在醫院裏，我經常看到有病人因醫治無效或不知道病因而離去。我那時總想，要是醫學水平高一些，知道是什麼病，這些人可能就不至於死掉了。後來我聽説，如果能把死因不明的屍體解剖了，以後再遇見類似患者就知道是什麼病了。那時候我就決定，將來把自己的遺體捐了，用作醫學解剖。從此以後，我特別留意有關遺體捐獻的事兒，總去書店買醫書，更認識到了解剖的重要性。”

　　陰錯陽差女兒的角膜未能獻出“人死了，如果能讓身體延續生命，那是一個人價值的最大體現。遺體捐獻者留下的不僅是一具可供醫學科研教學所用的遺體，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本身就是對醫學院學生的最生動的醫學倫理教育。”本著這樣樸素的真理，于老對遺體捐獻事業的癡迷終身不改，甚至影響到了兒女。

　　于老退休前是瀋陽一家機械廠的工程師。2000年，已經退休多年的于老來到醫院辦理遺體捐獻手續，但被告知需要家屬簽字才能辦理。於是他開始做子女的思想工作，可是于老的兒子堅決反對父親的想法。

　　幾次溝通未果後，他最後甚至拍著桌子對兒子説：“老爸一生沒求過你，今天爸就求你這一件事還不行嗎？你讓我達成心願，就是最大的孝心。”最終被老父親的執著所感動，三個兒女鄭重地在父親的申請遺體捐獻表上簽了字。

　　誰知第一個有望捐獻遺體的，竟然不是于老。2002年10月，于老46歲的大女兒肺癌已經到了晚期，于老竟然在病床前建議女兒捐獻遺體。當時，周圍朋友紛紛指責他這個父親太殘忍了！

　　“人固有一死，我也無能為力。”回憶起這段傷心的往事，于老老淚縱橫，“因為當初我要捐獻遺體時，全家只有她贊同，我知道她有這個覺悟。”

　　他銘記著女兒臨終前的遺言：“爸，我知道你的心思，我獻遺體，還獻角膜。”

　　帶著女兒悲慟的囑託，于老來到相關部門辦理捐獻手續。遺憾的是由於當天是休息日，于老連續走了兩家大醫院，相關醫生都未能在病人死亡八小時內趕到，角膜死亡不能再作移植手術。

　　“爸爸不能讓你如願，都怪我耽誤時間了，你的角膜沒用上……”于老在女兒面前失聲痛哭。

　　送走大女兒後，于老又到醫院為自己辦理了捐獻角膜的手續。如今，于老四處呼籲捐獻遺體，女兒的故事是他以理服人的佐證。辛苦甘苦化作淡然一笑2004年的一天，一名叫楊東文的年輕人找到于老，同為自願捐獻遺體事業奔走多年的他，終於與志同道合者走到了一起。在兩人的帶動下，金誠、王世傑、田輔桁、吳梅臣4位老人先後加入。

　　2004年12月16日，全部由遺體捐獻者組成的遼寧省遺體捐獻志願者俱樂部正式成立，吸引了諸多媒體的目光。“現在有這多的人關注是件好事，如果今後能有更多的人來參與，我們就算吃多少苦都是值得的。”讓老人們津津樂道的是，該俱樂部是繼德國捐獻遺體志願者俱樂部之後世界第二家此種類型的俱樂部。

　　捐遺的範圍果然擴大了。家住于洪區的韓大媽，曾經有過捐獻遺體的念頭，看到報道後主動與于老聯絡。韓大媽家距離于老家25公里，于老每次去都騎著自行車來回跑。起初，韓大媽嫌辦理公證手續太繁瑣。後來，于老打聽到大連醫科大學這方面的手續比較簡便，就趕緊跑去向韓大媽通報，生怕電話裏有遺漏。

　　為了這項事業，老人們付出的不僅僅是心血，甚至還受到過人格的侮辱。遼中縣茨榆坨鎮有位農民患腦血栓，多次和俱樂部聯絡，想捐獻遺體，但孩子就是不同意。今年2月份，老人突然來電話説孩子工作做通了，讓于老趕緊過去辦手續。冒著零下20多度的嚴寒，于老和81歲的金誠大爺坐了兩個多小時長途車趕到了。兩位老人還用自己的退休金給對方買了一大籃水果，可沒想到對方的子女出於對兩位老人的不信任，卻惡語相加：“我們不能辦手續。你們是做什麼的？動員捐遺體，是不是在其中得好處啊？你們趕緊給我滾！”沒辦法，二老只好提著沉重的水果，又坐了兩個多小時車回了瀋陽。

　　受了委屈，老人卻頗為淡然：“人的觀念和境界不同。”令他們欣慰的是，在志願者吳梅臣老人的帶動下，她全家七口人都加入了捐獻遺體的隊伍。吳老是俱樂部6名創始人中惟一的女性。當初她加入志願者俱樂部時，家人都反對。經過無數次做思想工作，子女終於被母親的無私所打動。現在，不但兒子、女兒以及兩位兒媳婦先後加入捐獻志願者行列，連遠在美國的大女兒也表示回國後要填寫遺體捐獻申請書。

　　“不管從哪一個角度説，人體標本是最完美的教具，對於培養醫學接班人，促進我國醫學教育和科研發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于老説，人體解剖學是醫學院校必不可少的一門基礎課，醫學的發展離不開人體研究。由於缺乏人體標本，我國許多醫學院校不得不減少解剖實踐的課時，有的院校只能讓學生看教授解剖屍體，或者只能放錄像片進行教學。而在國外的醫學院，醫學本科的學生都是1至2人實習解剖一具屍體。

（編者注：本文原載于瀋陽日報，時間為2005年4月20日，轉載僅為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