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佐良，74歲，瀋陽為數不多的遺體捐獻志願者和倡導者之一。

　　遺體捐獻：一位七旬老人的事業

　　現狀：瀋陽可供醫學解剖屍源太少

　　遺憾：制度滯後使大女兒角膜沒有捐成

　　期待：不想赤手空拳一個人進行這份“事業”

　　9月25日上午10點，一個從瀋陽市大東區打來的電話“安排”了于佐良第二天的“工作”。于佐良一筆一畫地在臺式日曆上記下了號碼。

　　從這頁向前翻，一個個對他來説既陌生又熟悉的號碼，佔據了臺曆每一頁的空白、記錄著于佐良簡單而忙碌的生活軌跡。

　　臺曆旁邊，兩份材料異常醒目——于佐良和他大女兒自願捐獻遺體的公證書，女兒的那份已然成為遺物。

　　“這位老同志想捐遺體，程序上遇到點麻煩，明天我得過去看看……”于佐良放下筆説道，“最近諮詢遺體捐獻的人挺多。”

　　“捐了自己才能説服別人”

　　于佐良，74歲，瀋陽為數不多的遺體捐獻志願者和倡導者之一。

　　于佐良原是瀋陽變壓器廠工藝處的工程師，1991年退休後，在外地做了幾年技術工作，2000年，于佐良辦理了捐獻遺體的手續。

　　記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捐獻自己遺體的念頭？

　　于佐良：1958年左右吧，那時候好像還沒太提倡呢。

　　記者：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于佐良：在那之前，我身體一直不太好，老住院，經常看到結婚時間不長，愛人死了、孩子死了的，太慘了，可有不少都不知道死因。我那時總想，要是醫學水平高一些，知道是什麼病，這些人可能就不至於死掉了。

　　記者：從提高醫學水平想到了遺體捐獻？

　　于佐良：當時想的是如果能把死因不明的屍體解剖了，以後不就知道是什麼病了嗎。我就決定，將來把自己捐了，作解剖。打那之後，我就特別留意有關遺體捐獻的事兒，也總去書店買醫書，更認識到了解剖的重要性。

　　記者：具體點説呢？

　　于佐良：有兩年我總去醫大解剖室，慢慢地知道了，國外、國內的學生多少個人能解剖到一具屍體，像日本每4人一具，輪番解剖，平均每人每年都能解剖到一具，但中國學生往往只是看老師操作、講解，親手解剖的非常少。從1992年以來，瀋陽報名捐獻的有200多人，而真正捐獻的只有30多具，光醫大每屆就有1000多學生，用什麼來解剖？

　　記者：這個時候有了組織其他人捐獻的想法？

　　于佐良：1997年吧，我的想法有了變化。我覺著自己一個人獻遺體作用不夠大，要是能多點兒人就好了。但是我有沒有能力組織這件事，心裏還畫魂兒（不確定）。

　　記者：你就先辦了自己的手續。

　　于佐良：是，我獻了，再去説服別人就容易一些。2000年，我在醫大登記，11月21日作了公證。

　　記者：家裏人是什麼態度？

　　于佐良：在那之前，和家裏人商量，老伴倒沒什麼，説不管。主要就是做兒女的工作，大女兒説：“那是好事啊，爸，我支持你！”兒子説啥不同意。他跟我説，咱們有錢就好好發送（辦喪事），沒錢就簡單點，咱為啥讓人刺（刀割）這刺那、“大卸八塊”的！我小女兒也不同意，説讓別人笑話。

　　記者：後來怎麼説服的？

　　于佐良：我做了半年多的工作，他們還是不同意。後來我和兒子玩急的了，我跟他吵吵：你做兒女的，讓老人高興才是最重要的，你爸沒什麼願望，就這麼一點想法，你們怎麼就不支持呢……我這一急眼，兒子同意了，後來還去做他妹妹工作了。

（編者注：本文原載于東北新聞網，時間為2004年11月11日，轉載僅為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