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城固縣“法制培訓班”誕生於2008年5月左右，熟悉當地政情的人士介紹，這是全封閉關押上訪人員的場所，培訓班的6位工作人員是從公安局、政法委、信訪局、法院抽來的。據説設立“法制培訓班”是一種“保護”措施，可以阻止有人上訪

　　胥氏全家，78歲母親王定蘭和她的四個兒子，四子只能定格在相片裏。

　　陜西省城固縣“法制培訓班”誕生於2008年5月左右，熟悉當地政情的人士介紹，這是全封閉關押上訪人員的場所，培訓班的6位工作人員是從公安局、政法委、信訪局、法院抽調來的。據説設立“法制培訓班”是一種“保護”措施，可以阻止有人上訪。

　　從縣裏的“法制培訓中心”出來已近3個月，47歲的胥靈永仍沒有回家，在哥哥破舊的家裏，胥靈永説他感覺自己像一隻惶恐不安的老鼠。除了肉體折磨留下的病症，在驅之不散的噩夢中，他每次都會看到那個冷酷的空間。

　　在第二次下崗後的第六個年頭，殘疾軍人胥靈永于2009年6月21日再次被押送至陜西省城固縣的“法制培訓中心”。在這個改建了新址，時鐘和日曆觸及不到的地方，胥靈永和包括他胞弟胥靈軍在內的其他上訪人員，完全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9個多月後，胥靈軍猝死於“法制培訓中心”，胥靈永等多位參加“全封閉生活”的人成了皮包骨，有生命之虞，被送往醫院搶救治療，引起家屬和多位受害人控訴。至此外界才發現，“法制培訓中心”用饑餓等最方便、不受制約的殘酷手段折磨上訪者，讓其遭受巨大的苦難，最終“息訴罷訪”。

　　2010年12月13日，胥靈永因弟弟之死四處尋求法律援助，被再度關進“法制培訓中心”，折磨重現。“漫長的饑餓，讓我今生永遠不會忘掉。”這個伴有腦梗後遺症的中年人喃喃自語道。

　　2011年4月14日，胥靈永因為病症被從四道鐵門把守的“法制培訓中心”送往醫院檢查治療，逃出厄運。自2009年6月以來，胥靈永等上訪者目睹了至少20多人曾經歷的時段不等、彼此一樣而常人難以想象的黑色歲月。“法制培訓中心”仍在運行。

　　胥靈永現在一心想做的，就是將“法制培訓中心”駭人聽聞的事實真相，把這種跟社會不相容的毀壞生命的行為公之於眾，他在等待上級的調查取證，也是在等待自己命運的轉彎。

　　“法制培訓班”令人齒寒

　　佝僂著背，走路踉蹌著，7月13日，胥靈永被大嫂叫到飯桌前吃飯，身材不高的他沒有話語，平時，感覺吃的飯好像總卡在喉部，有時喝水也會卡住。於是他給米飯裏倒入開水，然後開始慢慢下咽。

　　胥靈永正為多種痼疾所苦。三年前，突患腦梗死，之後，冠心病、反流性食管炎也開始損壞他的身心。

　　雖然現在又窮又有殘疾，他當年也曾有過一段引以自豪的時光。胥靈永生於1964年，中學畢業後參軍。1984年參加了收復老山的戰鬥，榮立三次營嘉獎。其間，在一次執行任務中，腳底部負傷，係三等乙級傷殘。

　　1988年胥靈永退伍後，被安排到城固酒廠工作，2002年，因酒廠改制，他第一次下了崗。

　　如果失去了工作，無職業的妻子，13歲女兒和他就沒有了經濟來源，“一家三口會餓肚子”。胥靈永託人找關係，又回到廠上班，但8個月後，他第二次下崗。按照國家有關優撫優待條例，殘疾軍人不允許下崗。但是縣裏的領導説，酒廠成了私人企業，也拿它沒有辦法。等待胥靈永的依然是下崗。

　　胥靈永第一次上訪的時間是在2005年，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某些人眼裏，他上訪時間最長，進京次數最多，是縣裏一號“纏訪者”。

　　而緊隨其後，他的四弟胥靈軍落下“纏訪”的壞名聲，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胥靈軍小胥靈永6歲，1990年入伍，曾榮立三等功一次，在某次訓練中負傷，致左腿粉碎性骨折，係三等甲級殘疾退伍軍人。1998年，胥靈軍從城固縣84號廠下崗。妻子患有癲癇病無法勞動，還有兩個女兒初長成，家有負債的胥靈軍去了廣州打工，7年後，因為傷殘部位傷痛復發，被辭退，閒賦家中。

　　兄弟倆的人生境遇驚人地重合，有些宿命，還在按一種慣性繼續著。這一細節並沒有引起其他人足夠的注意。

　　胥氏兄弟有時是一塊兒去上訪，有時各自去。胥靈軍先後三次赴京上訪。對於認為“只是來落實工作”的胥靈永來説，上訪是被迫無奈，就是要求有關部門按政策辦事，但他難以理解，歷時數年多方反映情況，換來的卻是強行接回關押，直至後來參加所謂的“法制班”培訓。

　　城固縣“法制培訓班”誕生於2008年5月左右，熟悉當地政情的人士介紹，這是全封閉關押上訪人員的場所，培訓班的6位工作人員是從公安局、政法委、信訪局、法院抽調來的。據説設立“法制培訓班”是一種“保護”措施，愈加必要，可以阻止有人上訪。“法制培訓班”設在南沙河原五七幹校內，多位被培訓者記得，2008年來此受訓的共11人，其中有7名是女性。參加培訓的人，由所在村鎮或單位每月交500-1000元培訓費。他們回憶，新來的受訓者拉來後，先進行全身搜查，培訓時間3-8個月不等，培訓內容包括學習信訪條例、道德教育、致富門道，還要出操、參加考試。

　　胥靈永發現即便考試合格、寫了保證書、申請書，表現好也不能離開，意味可以離開的標誌是，培訓者提出先交三五千元。被培訓一個多月後，胥靈永因為“在威脅下整天背記東西”而發病，被送往城固縣醫院搶救，醫院診斷其患腦幹、小腦多發性梗死，這才免於繼續被培訓。

　　曾是全國三八紅旗手、省勞模的胡彥平今年63歲，多年來認為“兩級法院判決有問題”而不斷上訪，她説，參加培訓的人每個人進去後先要挨一頓打，之後隨意打罵人的事司空見慣。“副主任關鑫磊打了我一巴掌，造成我右耳失聰。”胡彥平説。

　　胡彥平看見常常是關親手打人，他慣用的手法是，揪住女受訓者的頭髮扇嘴巴，有人被打掉了牙齒，有的嘴打爛了無法進食。

　　至今，讓胡彥平難忘的是胥靈軍的仗義之舉。一次，關鑫磊在打48歲的武金秀時，胥靈軍上前去制止。2008年8月的一天，關在毒打文小蓮時，文的哭聲很大，胥靈軍看不下去，撿起一塊磚頭砸在關的肩膀上。

　　胥靈軍的仗義，從一開始就讓自己身處險境。

　　受訓者都變得皮包骨頭

　　2009年6月19日，胥靈永再次去北京上訪，縣裏派人接他。先把胥靈永送到縣裏的一家賓館，身邊有10多人輪流看守他。

　　兩天后，胥靈永由一群人押著來到縣城東邊的一處鐵路旁停下，這裡是縣中醫院的舊址，現在是精神病專科住院部。進入院子右拐，再沿著一條幽深的小徑往裏走，盡頭是一個用兩人高的高墻和鐵門包圍起來的獨立院子。

　　鐵門打開後，胥靈永被推了進去，看守者把門砰地關上，從裏面上了把大鎖。有人這時將胥靈永的全身搜索一遍，包括他的褲帶。

　　胥靈永被押著經過樓門和走廊的兩道鐵門，進入到院內唯一一棟二層樓裏，他被關入第二號房子，房門是鐵質的，上端開了扇焊著鋼筋的小窗。10多平方米的房間內有一張用三合板釘制的小床，地上放著一個臉盆和一個馬桶。胥靈永看到屋內墻角還安裝有監控器和喇叭。

　　胥靈永把頭伸向小窗，他看到了隔著走廊另外一個屋子裏向外張望的胡彥平，他還聽到了武金秀、弟弟胥靈軍和其他人的聲音，之後，關鑫磊把臉貼到鐵窗欞中間開始呵斥他。

　　這是“法制培訓班”的新址，小樓是經過專門改造的，一層的10個房間，基本上一人一間關著上訪者，而二層是供工作人員使用。不同的是，這裡改稱為“法制培訓中心”，新增加了三男一女4位保安。

　　10天前，胡彥平、武金秀等人被轉移到這裡，也在同一天，73歲的許鳳成因第九次進京上訪被抓至這裡。3天后即同年6月14日，胥靈軍因去北京上訪被用手銬銬回這裡。此番受訓的陸續還有殘疾退伍軍人姚彥強、方簡明、王健、錢少軍、楊新，以及該縣的丁會芹、辛龍成、何忠有、王建設等人。

　　多位被培訓者記得，從進來的第一天起，一連四天，不給吃飯，也不給喝水。爾後，他們按規定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先整齊地疊好被子，等房門的鎖打開後，就去走廊的廁所裏倒馬桶，然後他們重新被鎖回房裏等待早餐。

　　早餐是每人一個土豆大小的饅頭，再加半勺稀飯或豆漿，一口就喝光了。胥靈永在單位管過職工食堂，他知道這些加起來只有一兩的量。工作人員再通過監視器強迫這些受訓者在屋裏走圈圈，通過喇叭聽主講者用冰冷的語氣念文件。

　　多位被培訓者説，這裡一天兩餐，不供應飲水。晚餐一般是機器壓的麵條，每頓連湯只盛兩小勺，湯裏的麵條不足兩寸長，有人最多時得到21根。此外他們一整天被鎖在屋內，不準躺下，只讓站著或坐在床邊，晚上10點才讓睡覺。若有兩人同處一室的，絕對禁止相互交談，發現有違反的，就要受到兩天不給飯吃的處罰。

　　因為有病，從2009年6月11日到2010年3月18日晚上被放出來，胡彥平記得自己共喝了27小塑料杯的水。這是他人絕對不會有的待遇。

　　“在那裏的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一直沒有離開過你的感覺就是饑餓。”胥靈永説，饑餓成為一種控制、折磨人靈魂的魔鬼。應該説剛吃完還是餓的，所以剛吃完就盼著下一頓。

　　關押期間，沒有毛巾，甚至連衛生紙也不提供，受訓者不能和家人見面，送來的棉衣鞋襪等生活必需品也不給轉送。他們無法刷牙、洗臉、換衣服。長期饑餓讓有的受訓者出現了視力模糊、牙齒鬆動的現象，有的患上了腸胃疾病。幾乎每個人開始10多天才艱難地解一次大便，“糞便像羊屎蛋一樣”，解手時或扶或坐在床沿上，這樣防止自己暈倒後受傷。

　　相互眼看著每個人都變得皮包骨頭，羸弱不堪，從恐懼、憤怒到悲觀，受訓者的意志在饑餓、孤獨中開始逐漸瓦解。隔壁房間也曾傳出啼饑號寒的求饒聲。

　　“我原以為胥靈軍在這裡會服軟，但實際上，他打抱不平的脾性沒有改變。”胡彥平回憶説，38歲的楊新來到“培訓中心”門口執意要探視被關押的戰友，爭吵令關鑫磊大怒，關和另外兩個保安將楊強行抬入，和許鳳成關在一室，不給他加床。因為受冤，不堪遭受折磨，楊將頭朝墻上猛撞，皮肉都粘在墻上了。一天，楊新行為失常，掐住許鳳成的脖子不放。楊新還在屋外被打得小便失禁。這時候，聽到狀況的胥靈軍便在屋裏進行抗議，他艱難地透過墻壁一人多高處的小鐵窗朝外看，大聲制止。

　　毫不例外，胥靈軍因此而受到懲罰，兩三天不給飯吃，但是再有工作人員隨意打罵受訓人員，他還是儘自己所能試圖阻止暴行。

　　據胥靈永等人回憶，之後胥靈軍一臉鬍子，看上去又臟又瘦，越來越沒了人形，根本不像以前那個結實強壯的退伍軍人。

　　“息訴罷訪”才能出來

　　發現受訓者經常有暈倒的情況，“法制培訓中心”找來鄉醫或是精神病專科的醫生，量血壓，定期體檢，但很少有人能吃到藥。每到晚上，或許是怕受訓者出現意外，常常半夜裏把他們挨個兒叫醒一遍。

　　多位受訓者回憶，市裏等一些管信訪、政法的領導都到過這裡。看到“法制培訓中心”無任何關押文書、被關的是無任何犯罪行為的人，有幾位領導要求廢止這一非法場所。

　　關鑫磊曾對受訓學員講，“法制培訓中心”是縣裏設立的，自己只是行使一種職責。放出來的條件是要叫學員“息訴罷訪”為止。但這無標準可言，即便認為表現得好，離開時，保證書、申請書、保證金和擔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被培訓的日子裏，也並非每一刻都是絕望的。工作人員裏，一位姓江的中年人讓大家感到一點短暫的溫暖。他會為這些時刻鎖在房間裏的人偷偷給予照顧，同情泛在他的眼睛裏。

　　遇中秋節、春節，才有點加飯，有時中午添加一點蒸米飯的湯。而罕見地組織學習，組織打麻將、撲克等活動，包括那次吃了幾個野菜餃子，都有保安在一旁拍照。

　　在院子裏栽樹，種蒜苗，幫工作人員倒垃圾是學員最期待的事，這才可以呼吸到院子裏的空氣，有機會看到防暴犬“拉索”啃骨頭的樣子。自然這屬於一種特別獎勵。

　　2009年第一場大雪之後，屋子裏頓時冰寒侵骨。胥靈永發現，弟弟胥靈軍仍穿著剛進來時的那件臟污的T恤衫，一條單褲，光腳穿著涼鞋。而胥靈軍並不特別，其他人大都穿著涼鞋，單衣薄褲，有人腳後跟凍得流血。胥靈永身有重疾，工作人員才找來四條單褲，讓他套穿著禦寒。他脫下一條褲子，連同一件舊軍裝，求人送給了弟弟。

　　幾個月前，胥氏兄弟等7名傷殘退伍軍人同意了縣裏每人每月發給800元生活費，外加安排廉租房的安置辦法，後來，其他5人相繼離開了，胥氏兄弟也寫了不再上訪的保證書，但仍對他倆實施關押。據胥靈永説，關鑫磊曾瞪著眼睛當面説，要用最原始的辦法對付他們兄弟倆。

　　2009年深秋的一天早上，經獲准，胥靈軍和胡彥平在六七個人的跟隨下，抬著大塑料桶走出大門外倒垃圾，在垃圾堆上看到半個桔子，爛得發了霉，胥靈軍撲上去，撿起來就吞進嘴裏。胡彥平目睹有人衝上來，將胥靈軍嘴巴裏的桔子掏了出來。這以後，就不準他出來了。

　　2010年3月初前後，胥氏兄弟被安排在了一室。胥靈永的雙腿已經變得僵硬，連飯都不能打，才讓胥靈軍日常照顧哥哥。

　　饑餓不斷消耗著肉體，胥靈軍的大腿和小腿幾乎一樣細弱，那形象很嚇人。

　　早上，胥靈軍遲緩地給哥哥擦臉，用雙拳無力地幫哥哥捶打著腿部。接下來，有人用喇叭命令他，讓他背哥哥在屋裏轉圈圈，一兩圈後，胥靈軍用盡了殘力，腳下卻不聽使喚，有時會重重摔倒。

　　喇叭裏隨即傳來的呵斥聲被大家都聽到了。胥靈永不忍弟弟受體罰，他滑下身體，兄弟倆一起扶著墻完成規定數字。

　　當兩個瘦骨嶙峋的身體並排緊挨坐在床上，還能彼此獲取溫暖。雖然有禁令，但晚上，胥靈軍還能找到機會，弱聲弱氣地對哥哥説，等他出去了，到西藏買些虎骨和羚羊角，徹底為哥哥治病，還要帶哥哥去甘肅吃最好的羊肉和揪麵片。他們都想把注意力從饑餓裏引開。

　　而房間的陰影中，胥靈軍的動作是那麼艱難吃力，還有胥靈永亦是無力動彈。胥靈軍已經端不起一小盆水，他在床上疊被子的動作，好像永遠也不會結束似的。因為被子沒按規定疊好，他又被罰不能吃飯。

　　有一次打飯時，胥靈軍看到走廊的桌子上撒有幾根麵條，撥拉到碗裏，準備回房，結果碗被關鑫磊打翻在地，胥靈永回憶説，從2010年起，改為一日三餐，中午多供應一兩飯，但他們還是太餓。

　　胡彥平説，有天晚上，胥靈永有病，另外給他做了一點飯，碗中的熱氣在兄弟兩人中升起，帶有一種本能，胥靈軍嘗了一下看燙不燙，躲在門外的一夥人將他抓到另一房間，逼他承認，是他一直偷吃哥哥的飯，才讓哥哥的腿不能動。胥靈軍音調悽切直喊“冤枉”，腦門在地上碰著，血流了出來。

　　胥靈軍患重感冒，從床上摔下來，才給他輸了液。胡彥平給他們兄弟倆端飯，她看到胥靈軍閉著眼睛，説自己“餓得很”，而他的哥哥則吞聲飲泣。

　　死亡的陰影步步逼近。胡彥平和胥氏兄弟的房間是門對門，她回憶，胥靈軍臨死的前兩天，早晨剛打了飯，正轉身時暈倒了，盛飯的塑料碗摔出了老遠。有人揪住他的後脖領，試圖將他提起來，但沒成功，最後幾個人架起他回了房。

　　2010年3月17日，兄弟同處一室18天左右。這天早晨，胥靈軍忽然盯著墻上的鐵窗，説了三遍“杏花開了，紅紅的”。胥靈永努力地接近那窗戶，看到的只是一個剛發了芽的樹冠。

　　那天晚上，胥靈軍要水喝，值班的人不允許。“哥哥，我今晚太想喝水了。”胥靈軍的聲音很低。胥靈永看見弟弟下沉的身子異常吃力地往床上爬。“你不要緊吧？”弟弟沒有回答他。

　　命斷“培訓班”

　　2010年3月18日早6時，胥靈永沒有叫醒弟弟。聽到他的呼號，關鑫磊打開門鎖，將胥靈軍抱著走了出去。

　　胥靈軍以猝死走完了在“法制培訓中心”9個月零4天的光陰。當天下午，縣上有關領導來“培訓中心”查看。晚上，胥靈永、胡彥平、武金秀等10人被送往醫院救治，或被相關單位接出。胡彥平原來108斤的體重已不到65斤。

　　也在同一天，村幹部通知胥母去維多利亞賓館，老人嗅到不祥，有人才説胥靈軍死了，屍體在縣醫院太平間。

　　大哥胥長新説，兩個弟弟在“法制培訓中心”期間，家人親屬多次前去探視，均遭拒絕，甚至遭打罵而回，四弟死得蹊蹺，所以當天拒絕認屍，不過，他承認，第二天，縣政法委和公安局的人再催認屍，家人態度就變了。

　　但認屍先要答應不準帶手機，不許拍照的條件，並要簽字確認。白布滑落，胥家驚愕見到的幾乎是一個骨架，最後從屍體左腿上縫有三針的傷口處，才確認是胥靈軍的屍體。胥家後悔沒有帶著照相機拍下胥靈軍的慘相。

　　在巨大的悲痛中，胥家拒談解決方案。最後縣裏來人説，先解決活人問題，之後會給死者家屬一個圓滿的答覆。

　　20多天后，縣裏派人逼著和胥家簽協議，胥靈軍77歲的母親獲得一次性救助26萬元，他的妻女一次性補助44.8萬元。簽字時，胥家要求對關鑫磊的犯罪行為要依法查辦，但這沒寫進協議裏。

　　一個月後，漢中市公安局法醫對胥靈軍進行屍檢。在屍檢現場，胥長新眼見四弟的胃裏沒有一點食物，只有硬幣大的兩個冰碴塊。讓胥家氣憤、心寒的是，屍檢完畢，胥家不同意火化屍體，胥長新説，縣工作組的人威脅不簽字要承擔責任，不給兌付補助，他們只好簽了字，最後胥靈軍的屍體被火化了。

　　此時，胥靈永正躺在病床上。當親友們相擁而泣時，他卻顯得沒有什麼心思。

　　之後，當地派出所的所長與縣裏的幾名幹部來到胥家，宣讀胥靈軍屍檢鑒定文書，胥家人聽他們念道：胥靈軍的死亡是因支氣管炎等疾病導致的。

　　胥靈軍慘死後，胥家向當地檢察院、法院遞交訴狀，但至今沒有立案調查。

　　一次，上初三的16歲女兒到醫院看望胥靈永時説，“爸爸，相信國家會有人站出來為我們主持公正。”這讓他很感動。

　　胥靈永出院後，再次赴西安、北京上訪，與以前不同，他多了一項為死去的弟弟鳴冤的使命。

　　2010年12月13日，他再度被關進“法制培訓中心”，折磨重現。4個月後，因再次患病才逃出這個令人恐懼的冷酷空間。

　　胥靈永出來時還帶著一個託付。走出鐵門的前幾天，也是第二次回來的武金秀趁給走廊消毒之機，扔給他一疊衛生紙，交代胥，按衛生紙上面的電話號碼，找她一個有能力的朋友，將衛生紙轉交朋友，讓快來救她。胥將衛生紙藏于鞋墊內，再塞進褲衩裏，偷偷帶了出來。這個1米多長的衛生紙上，是武金秀好不容易寫下5000多字的控訴信，多是指證自己所遭受的折磨。

　　胥靈永試著打武金秀那位楊姓朋友的手機，但對方説“這是政府行為，我管不了”，後來他又發短信，但發出的短信沒有任何回復。胥靈永開始由己推人，擔憂這個身體扁塌的女人，是否還能撐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