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節節升高的存款準備金率，一方面是急需貸款的中小企業。最終，催生出一個由銀行，大企業集團及高利貸公司共同組成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正在以集團化、組織化的方式迅速擴張。

　　“錢荒，正在把浙江中小企業群體逼上絕路。這不是危言聳聽。”6月一個陰雨的傍晚，浙江商人楊廣槐(音)一臉沮喪地陷在藤椅裏，向記者訴説著自己的“傷心事”。在浙江， 越來越多像楊廣槐這樣的中小企業主，正在因“錢緊”而被迫接受高利貸的“救急”。

　　在浙江，巨大的資金需求，最終衍生出一個由銀行——大企業集團——高利貸公司共同組成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正在以集團化、組織化的發展方式“茁壯成長”。

　　這是一個龐大得無所顧忌的高利貸市場；這是一條幾乎無法撼動的利益鏈條。在這個鏈條中，中小企業正在以一種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年利率已經高達100%。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還不到10%。

　　“我們在等待，確切地説，我們是在賭博，賭今年下半年的經濟環境會好轉，賭融資渠道的‘清淤驅濁’。毫不誇張地説，如果調控政策沒有鬆動的餘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業將熬不過2011年的冬天。”楊廣槐有些悲觀的斷言，從某種意義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業集體的憂慮與迷茫。

　　浙江，金融風險在加大，隱藏于繁榮之下的民間融資市場危機四伏……

　　從邏輯上，這看起來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斷上漲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業的利潤越來越薄，而在短期內流向中小企業的資本回報卻越來越高——在浙江，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年利率已經高達100%了，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不超過10%。

　　不符合邏輯，卻真實存在。

　　為遏制通脹的壓力，迄今為止，中央銀行已經連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國內的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21.5%的歷史高位。

　　央行的貨幣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動性的同時，也加大了中小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難度。事實上，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説，即使是在貨幣政策寬鬆的時候，也很難得到貸款。現在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無奈之下，浙江中小企業幾乎集體低下頭來，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資——這一併不陽光，卻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規市場”。

　　高利貸就像毒藥

　　借高利貸，已成為浙江眾多中小企業的“無奈選擇”

　　“一家中小企業，如果沒有銀行貸款，只靠民間借貸，大約6個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業負責人鄭先生向《中國經濟週刊》大倒苦水， 他向記者表示， 借高利貸，已成為浙江眾多中小企業老闆“尋錢”最慣常，也是最無奈的選擇。

　　2010年末，鄭先生的企業因為打跨國官司，企業的資金鏈出了問題，不得不向擔保公司拆借1億元人民幣。“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來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萬。我們公司只借用幾天資金，就已經被嚇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鄭先生向記者表示。

　　“當你實在堅持不住，馬上就倒掉的時候，高利貸還是要去借的。借來，先活下來再説。至少還能撐半年。”採訪中記者發現，在浙江中小企業主中間，像鄭先生的心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來是浙江一家商業銀行的信貸經理，他的客戶中，有一家生産醫療器械的企業，由於著急用錢，在“等不及”的情況下，借了700萬高利貸，“這700萬元，每天要付14萬的利息。這家企業希望我在半個月之內幫他把款從銀行貸出來，還給高利貸。結果，銀行的貸款還沒貸下來，企業先倒了。”提起這件事，高林一臉的惋惜，“在寬鬆的貨幣政策下，錢貸出來是沒問題的，但後來政策越來越緊縮。”高林説， “銀行的錢突然斷掉，就像人一樣，血液流光了，人會怎樣？”

　　於是，從銀行貸不到款，轉而向地下融資伸手的一些企業，在利滾利的鉅額高利面前，選擇了“出逃”。

　　“利滾利，就像吸毒一樣。有的企業，借了高利貸等銀行貸款，等兩三天可以負擔得起，如果在規定的時間裏從銀行貸不出款來，這個企業就要逃走。”高林向記者表示，“老闆跑了， 人們管這叫‘上高速’。”

　　6月18日，溫嶺市利歐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景偉向記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闆越來越多。”

　　作為小額貸款公司的管理層，陳景偉對貸款風險的加劇憂心忡忡，“有一家生産麻將機的企業，借了高利貸，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廠還機器隆隆，一派熱鬧的勞動景象，倉庫裏也堆滿了原材料及産品成品，可一天之後，這家企業卻突然寂靜無聲、大門緊閉，廠子關門了，老闆消失了。” 陳景偉分析説，在利滾利的鉅額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選擇出逃，那你將面對兩種狀況，第一，即使廠子全部賣掉也無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貸雇傭的社會力量每天戴著墨鏡在你家門口守著，堵住你的廠門口，或者乾脆就把你人抓走。

　　據溫州一家企業主透露，一般情況下，放高利貸的人，身邊多半跟著保鏢，“那場面跟香港電影裏的情節特別像。有些高利貸公司會成立自己專門的討債部門，市場上也有專門的討債公司與高利貸産業相呼應——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暴力或恐嚇。不過，現在，企業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來，老闆在家裏坐鎮，工廠照常生産，以穩住高利貸者，但其實，老闆的家屬早已經悄悄‘上高速’了。又過了幾天，老闆也突然消失，工廠隨即停擺，‘金蟬脫殼’之計宣告成功。”

　　誰在熱衷放高利貸？

　　個別國有擔保公司和財務公司參與其中

　　高林告訴記者，儘管不堪利滾利重壓，但眼下找他幫忙牽線借高利貸的企業卻一天比一天多，而高利貸的利息也“一天一個價”地上漲。“企業太需要錢了，‘錢荒’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很可怕。”

　　“銀根收緊的時候，銀行貸款首先滿足政府的項目需求和大企業需求，被擠壓的是小企業，這是肯定的。因為政府的項目是壓不下來的，而貸給大企業的成本和風險都遠比中小企業的低。”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對《中國經濟週刊》説。

　　根據溫州市經貿委調查的結果顯示：認為當前資金面偏緊的企業佔了42.9%，企業資金缺口平均約為10%，而企業的貸款滿足率僅57.4%。受調查的企業大部分是億元以上的規模企業，貸款滿足程度相對較高。事實上，更多的中小企業目前的流動資金已較為緊張，借貸利率明顯攀升。

　　一邊是不斷收緊的貨幣政策，另一邊是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饑渴，這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漲。

　　根據《中國經濟週刊》採訪調查，浙江民間短期借貸的利率水平已達5分、6分，甚至高達8分、10分。半年以上的貸款利率水平也有3分、4分。

　　在民間資本最活躍的溫州，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溫州的融資性仲介機構數量達1879家，包括186家擔保公司、1088家投資(諮詢)公司等。

　　在民間，這些機構被稱為“地下錢莊”，也被概稱為“擔保公司”。2011年，這些機構的數目一直在增長。

　　“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實業不做了，去做拆借。因為實業的利潤太低，最多不超過10%。為什麼那麼多擔保公司，生意還那麼好？因為(中小企業)太缺錢了。”溫州某製鞋企業的老闆張自強向記者表示，他“所認識的幾乎所有擔保公司都在放高利貸”。

　　擔保公司，原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為了高利貸融資鏈條裏最積極的推動者——負責通過各種渠道湊集資金，再通過各種方式將錢以高利貸出去。

　　以一個註冊資金1億元的擔保公司為例，按照有關規定，可以擔保8個億到10個億，但銀行為了降低風險，往往將擔保的額度降低。1億元的資本金放著不能動，假設擔保一個億，擔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僅為300萬；假設擔保10個億，收益最多也僅為3000萬，這已經是理想狀態，在現實中很難達到。再減去運營成本，利潤空間很有限。

　　而從制度的設計上看，擔保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借錢出去承擔的風險幾乎相同。

　　所以，從收益和風險比例來看，沒有人會願意讓1億的資本金睡大覺，錢生錢的遊戲其實很簡單。高林表示，如果把這一個億拿來拆借，它的利息是5分到6分，和擔保業務相比，放高利貸更具有誘惑性。

　　“這個誘惑太大了！”張自強説，他身邊做實業的老闆，有閒余資金的，都成立了擔保公司或類似的融資仲介了。

　　高林向記者透露，在浙江，一些國有擔保公司和財務公司也在利用國有資金偷偷放高利貸。“例如，有一家註冊資金為9000萬的行業性擔保公司，就將這筆資金高利貸借給其他擔保公司，再由其他擔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針對這種亂象，在3月中旬，銀監會在系統內下發了一份通知，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注重對融資性擔保機構資質的審查，擔保公司必須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規範整頓，達到監管要求，才能獲得準入牌照。

　　但事實上，在浙江，這次整頓並沒有顯著成效。根據高林透露，只要成為相關協會的會員，繳納一定的會員費用，辦理擔保公司的一切手續均開綠燈。在整頓之後，他還成功辦理了多家擔保公司的註冊登記。而這些公司做的都是拆借業務。

　　高林從銀行辭職之後，很多擔保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欖枝，給出的條件頗為誘人：副總+頗豐的年薪+提成+股權。這樣的待遇不會比銀行差，壓力卻比銀行小得多。

　　“很多擔保公司的老闆並不專業甚至盲目，他們只看到其中的利潤空間很大就去做了，但實際上無論是從人脈還是專業的角度，他們都很需要我們這樣的人幫忙。”高林的很多同行和同事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較為集中地從銀行辭職，跳槽加盟擔保公司。

　　採訪中記者發現，在高利貸融資的鏈條裏，銀行業主動或被動地扮演著極為微妙的角色。

　　耐人尋味的“資金流”

　　銀行、大企業集團變身“新興高利貸者”？

　　擔保公司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民間的集資，包括從企業實體經濟裏轉移過來的資金、社會的閒散資金等；二是通過各種方式渠道從銀行流出來的資金。

　　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的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民間資本充其量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是銀行流出來的錢。”甚至有人認為，銀行的錢佔到80%以上。

　　當然，這種説法只是一种經驗，並沒有經過嚴格的考證。

　　關於擔保公司如何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再以高利流進地下融資市場，在浙江的民間，可以給你提供多種答案。例如，虛構項目從銀行套取低成本資金；又例如，對那些貸款方案獲批但銀行沒有額度的業務，介紹資金到銀行存款，增加銀行的存款基數，然後銀行放貸出來等等。

　　其中，有一種流出方式，看起來很順理成章，卻又不費力氣。

　　陳永是浙江一家農業高科技企業的老闆，企業資産已經達到10多個億，經營狀況良好，從銀行獲得的授信有3個億。雖然他也正一門心思地要把企業再推上一個臺階，但是，“假如融資市場按目前的態勢繼續發展下去，我也會適當地投資高利貸市場。這個太誘人了，不用幹活了。”

　　他算了一筆賬：從銀行貸出來一個億，5000萬用於企業發展，再將5000萬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萬的利息。“我從銀行總共貸了一個億，付給銀行才600萬利息，光利息我就賺了1900萬。”

　　很多融資能力較強的企業，事實上就是這麼幹的。記者採訪中，接觸到不少這樣的案例。例如，有一家食品企業，從銀行貸出了3000萬，500萬投入企業生産，2500萬流向了高利貸市場。

　　“這比工廠的利潤大多了，不必苦兮兮地擴大生産規模，三個月就能賺取超過工廠一年的收入。”張自強告訴記者，在這種畸形的利益分配之下，實體的企業已經成為高利貸市場從銀行融資的平臺，流動資金貸款再次進入融資鏈條，不斷給高利貸市場補充血液。

　　張震宇坦言，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不是主流。“因為銀行的資金便宜，國家基準利率和民間借貸之間存在利差，在利益驅動之下，企業會拿出一部分資金以高利放給那些得不到銀行資金的中小企業。”

　　他認為，這與銀行的監管失職相關。

　　為此，銀監會專門出臺了“三個辦法一個指引”(固定資産貸款、流動資金貸款、個人貸款管理辦法及項目融資業務指引)。

　　但監管的效果並不明顯。

　　陳景偉也是從銀行辭職出來的。根據他的分析：按照正常的貸款通則，貸款必須按照借款合同約定的用途去使用，例如約定購原材料就得拿去購原材料。“但如果他是提現的話，你就沒辦法監管。北京、上海提取三五百萬現金可能很困難，但在我們這邊很方便。每個銀行機構的現金都放得很多，現金監管幾乎不可能。”

　　根據合同的約定，銀行有監管的權利。但作為權利，這意味著可以放棄行使。

　　站在銀行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風險防範，只要抵押物和盈利狀況都沒有問題，最終錢流向何處，不是它最關心的。

　　不只是上述中等規模的企業，許多融資實力雄厚的集團公司旗下都有擔保公司或投資公司，利用銀行資金做拆借業務。

　　然而，高回報之下是否隱含著高風險？

　　“表面上看是這麼回事，但在較為成熟的運作下，風險出現的幾率和暴利的幾率三七開都不到，風險也就在20%左右。”

　　陳永説，在浙江，像他們這樣的企業，銀行貸款到期了，再困難也絕不拖欠銀行一分錢。“實在沒錢了，向高利貸借，先還銀行，等銀行放款出來，再還高利貸。”

　　此情形之下，高利貸賺的就是這樣一個時間差。假設企業要還銀行錢，還缺2000萬，向高利貸借。“還給銀行的錢不一定能再貸得出來。但很多擔保公司就有這樣的本事，他可以知道哪些企業需要錢還給銀行，還可以確定銀行是否會再次貸款給企業，甚至他可以確定哪一天貸出來，出現在哪個賬戶上。你還認為這會有高風險嗎？”在陳永看來，高回報之下，實際上承擔的是低風險。

　　“擔保公司收利息的時候基本上沒發票的，都要企業去洗錢，這又是一個惡性循環。”

　　雖然很多借了高利貸的老闆還不出本金就跑了，但實際上，在還回本金之前，利息可能已經回本了。即使虧損，也不大。

　　“幾乎所有稍成規模的擔保公司都有銀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銀行不介入，這一切無法做到。”張自強説，在浙江，這是公開的秘密。

　　此次，民間借貸的繁榮出現了新態勢。張震宇這樣總結了近期溫州民間融資出現的兩個新特點：一是民間融資形式呈現組織化；二是民間融資流向呈現投機性。

　　可以確定的是，民間借貸的資金規模在大企業、大集團和銀行等各種力量的參與下，規模不斷壯大，並且向組織化和集團化發展。

　　根據企業老闆們的估計，浙江民間金融流動的資金規模或許已經接近3萬億。

　　“以溫州為例，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曾向媒體估算，溫州的民間金融資金規模有8000億元。”

　　針對周德文提供的這一數據，溫州當地一位官員認為這是“胡説”，該官員表示，溫州地下錢莊並沒有想象得那樣嚴重，對於中小企業錢荒現象，“政府正在積極商討對策”。對於溫州民間金融資金的規模到底有多大，接受記者採訪的政府部門和人員均保持緘默不語，這，最終成為了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