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德文

　　2008年金融危機，我們憑堅固的金融馬其諾防線安然渡過危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金融高枕無憂，越來越大的資本黑洞——民間借貸正日益侵蝕中國的金融安全與實體經濟。今天的民間借貸，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

　　民間借貸活躍與否與銀根緊縮有著此消彼長的關係。央行連續多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大量銀行資金被凍結，導致銀根緊縮，而企業又亟需融資出口，於是門檻低的民間借貸成為不少中小企業的首選，這也直接導致民間借貸利率躥升。

　　2010年以來，溫州地區民間借貸利率一路走高。相關監測統計，溫州仲介民間借貸機構年化最高利率高達40%左右，事實上真實的貸款利率還不止這個數。因為檢測機構檢測的對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貸”的供給者，對於自己的不正規經營，透露給官方的還會有所保留。溫州一家中小企業急需100萬週轉，借款12天，月利為8分(8%)，這個利率水平已接近2008年底高峰。民間借貸徹底打上高利貸的烙印。

　　瘋狂的民間借貸，或許將成為壓垮部分中小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由於人民幣升值、結構調整、勞動力成本上升、低碳經濟(節能減排)、通脹壓力、原材料漲價等原因，中小企業發展步履維艱，如今脖子又被卡上融資困難。

　　處於多個現實玻璃墻阻隔的夾縫中，實體企業利潤率也許只有3%~5%，別説8%、6%甚至2%的月息都難以承受。但為了週轉資金，不借就可能倒閉，而借還存在轉機的可能，於是他們鋌而走險，不少中小企業把高利貸看成救命稻草。借高利貸更像一場贏是小概率事件的賭博，咋舌的高利率把中小企業推上走鋼絲的陷阱，稍有差池，如回款慢了，企業就可能還不上這筆高利貸，那麼救命稻草成了壓垮企業的稻草。

　　瘋狂的民間借貸異化性加強，不斷吞噬中國的實體經濟，“招安”民間借貸，引導其健康發展已是箭在弦上。

　　對於民間資本，一方面我們要採取謹慎態度；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民間金融一棍子打死，一味採取堵、塞等簡單、粗暴方式加以打壓非法融資方式，無濟於事，不但會屢禁不止，恐怕更多的草根銀行甚至地下錢莊都要冒出來了。因而，最好的辦法是改變民間資本的尷尬境地，通過法律手段為民間資本驗明正身，從地下走向地上，進行陽光化運作。

　　如果只加強政府監管這邊的砝碼，往往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以浙江為例，浙江民間集資是非常普遍的行為，而政府監管部門的人卻寥寥，這對於規模浩大的民間借貸簡直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再者法不責眾，這麼多人都捲入其中，到底懲罰誰好？

　　即使是正規金融機構加大資金供應量，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地下金融猖獗的問題，只能暫時緩解。畢竟，銀行很難取代民間融資的地位。而且，金融資本完全掌握在國家手裏，會帶來大量的道德與法律風險，大量的金融創新被阻礙，金融創新所需的制度變革也會停滯，而且權貴資本主義會更為氾濫，更為不合理的資源配置産生。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民間資本的混亂問題，就需要將那些原來不合法的善意民間集資轉為合法化，並對之進行規範。當大量善意的民間集資合法化之後，只剩下惡意的集資行為，那麼打擊非法金融就易如反掌，也就能結束非法金融猖獗的局面。

　　事實上，國家在引導民間借貸健康發展方面，已出臺了不少措施，如推出村鎮銀行的試點、全國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允許個人和企業註冊成立“只貸不存”的放貸機構、“新36條”進一步改善金融服務機構準入門檻等。但是，政策與現實往往存在著一段不小的距離，政策出臺後的歡喜很容易被現實的高墻擋在門外。很多民間資本因額度、身份等問題，根本進不了合法化的渠道，少數的小額貸款公司，成為“實力雄厚的骨幹企業的遊戲”，即便如此，小額貸款公司也因為享受不到金融機構的待遇而處境尷尬。

　　既然“招安”，就不能把疏導民間借貸看成放虎歸山，每放開韁繩一步，都要在周圍豎起無數個柵欄，這哪是讓其歸山，反倒像在監獄裏放風，如此一來，民間借貸反倒覺得不被“招安”更自在，“招安”將何以為繼？